杨金海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爱军同志新著《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研究(1912-1927)》近日出版。该书从“两个结合”视域出发，结合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现代性因素、传播渠道、历史进程、主要媒介、主要内容、传播效果、历史经验和局限及其当代启示等一系列问题，凸显了鲜明的理论特色与厚重的学术追求。初读该书，受益匪浅，感觉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和主要建树。
第一，深入探讨了两湖地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理论贡献。中共创建时期，两湖地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阵地，其地位仅次于北京、上海等地区。依据是多方面的：一是涌现了一批湘鄂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如湖北的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等，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二是产生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多部马克思主义革命书籍;三是产生了《今日》《武汉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大革命时期，两湖地区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地”。特别是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即“赤都”;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机关先后从上海迁至武汉，党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李达等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代表齐聚武汉，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也移至武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创办了建党以来最大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并通过对《汉口民国日报》等刊物的领导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
这一时期，两湖地区还出版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书籍有60余种，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于中国革命中之孟赛维克主义》等。
第二，深入总结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成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看，作者在书中对此进行了阐释，这一时期的实践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和革命思想，使湖南省和湖北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两大重要的“革命策源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提供了“实验场地”;二是促进了两湖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初步形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后续发展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和领袖人物，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主体;三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初始形态即毛泽东思想萌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产生。
第三，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性。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不仅有重大的历史贡献，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作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中其理论准备不足，存在着理论传播“碎片化”的症候;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传播与革命实际的结合还远远不够;三是传播广度和深度还很有限;四是湘鄂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具有坚定的信仰，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但还处于探索阶段。尽管如此，两湖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是有助于充分认识两湖地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传播和创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推进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二是有助于推动两湖地区中共党史、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发掘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中的关键作用;三是有助于从地方史的角度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和传播的“源”和“流”的关系，推动、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共创建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研究;四是有助于从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中理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理解早期共产党人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历史轨迹。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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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