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会议的会场旧址。本报记者赵持 摄
红军在通道转兵期间使用的旗帜。本报记者赵持 摄
通道转兵会议会址——恭城书院。本报记者赵持 摄
留在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老红军邹盛栋讲述通道转兵过程。本报记者赵持 摄
【红色档案】通道会议与通道转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突破蒋介石布下的4道封锁线后，1934年12月9日、10日，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县境内。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上述计划很快被蒋介石识破，国民党调集几十万军队，对突围西进的中央红军围追堵截。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李德、博古等人，仍顽固地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要求中央讨论红军前进的方向，不能再冒险去钻蒋介石构置好的“口袋”。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这个在党史、军史上未曾定名的小型而又是最高级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在通道举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赞同和支持，会议立即形成战略性战术转兵的决定。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蒋介石在湘西消灭中央红军的梦想化为泡影。
通道会议与通道转兵，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更重要的是，党和红军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成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组织和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史料支持：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撰 夏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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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寻访】大道通天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易博文 肖军 孙振华
蒋介石调集重兵，在湘西布下一个严密的“大口袋”，对红军张网以待
湖南西南边陲，距怀化市区200多公里的通道侗族自治县，是“红色追寻”西线采访团路程最远的一站。漫长的山路，弯多道急，记者不免有些疲乏。但一接触“通道转兵”这一中共党史上注定要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细节，大家立马兴奋起来。
因沟通湘、桂、黔3省，这个原本叫做“罗蒙”的地方，在宋崇宁年间被改名“通道”。
不知道是预言，还是一种历史的巧合，77年前，一支疲于奔命的部队，突破重重艰险后到达此地。此时，距此地改名已近千年。通道，实实在在给这支队伍敞开了一条通天的大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4年11月中旬，突破重围的中央红军，跨越国民党军队的3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带。
为将中央红军一举剿灭，蒋介石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广西兴安近150公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追击。
12月1日 ，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尽管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重代价，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这是当时湘南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战役惨状可想而知。面对着鲜血洇红的湘江，当时把持红军军事指挥权的博古一度要开枪自杀。悲愤、不满、指责、气馁、失望……各种情绪开始在这支已经遭受重创的队伍里滋生。
更令这支队伍惊慌的是，对手并没有收手的意思。蒋介石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布下了一个严密的“大口袋”;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彻底歼灭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境内。
此刻，“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李德、博古等人，不顾红军湘江战役后兵力折损过半的实际情况，以及敌人张网以待的险恶局势，仍然坚持按既定的线路行军：从通道北上，进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3万多中央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场很难取胜的生死决战。
此时已被夺去军权的毛泽东，焦急万分。为挽救红军，找到革命生存的“通天大道”，他只得私下与一些中央负责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交流，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事一再失利的原因，指出北上湘西的危险结局，力举西转进入贵州。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不同程度的认同与支持。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第七章“担架上的‘阴谋’”里，对长征初期因病因伤只能坐担架的毛泽东、王稼祥与张闻天是如何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如何就红军转兵进入贵州达成共识，作过详细的描写。
“担架上的‘阴谋’”，可以说是外国作家故弄玄虚的一种表达手法。而正是这担架上的“阳谋”，让红军突破重围，走上了一路通向胜利的阳光大道!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是在书香之地，两次作出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艰难抉择
“红色追寻”采访活动启动以来，湘西片记者已是第二次探访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转兵”纪念地了。
1927年，浏阳文家市，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毛泽东坚决反对继续攻打长沙，力举转兵江西，为大革命失败后的红色力量保住了火种。
1934年，通道，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再次力挽狂澜。
两次“转兵”都面临同样的艰难抉择：是以弱碰强、飞蛾扑火般去冒险，断送中国革命的前程?还是避强就弱，保留有生力量再图发展?
两次“转变”决策地，都十分巧合地发生在相似的地点——弥漫着浓浓书香的书院。相对于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曾经的“文华书院”)，通道“转兵”决策地——恭城书院，历史更为悠久。
从通道县城出发，西行40余公里，便来到了通道的老县城——县溪镇。因“通道转兵”而大放光彩的恭城书院，就坐落在河边的一座小山丘上。
史载，恭城书院始建于北宋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始名“罗蒙书院”，明代改称“罗山书院”，因书院后耸峙的罗蒙山而得名。后被大火烧毁。清乾隆57年 (1792年)，侗家的一些能工巧匠将“罗蒙书院”在原址重建。因县溪镇至江口(乡)河段称恭城河，后人将它更名为“恭城书院”。
记者看到，这座经历了200多年风雨剥蚀的书院，依旧保存完整。四周青砖护墙，布满青苔的石阶，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首先引起记者注意的是，书院前厅柱子上刻下的一副有趣的对联。上联是“小学毕业的一定要上中学，中学毕业的一定要上大学”;下联是：“家境富裕的固然要升学，家境贫困的也要想方法升学”。据讲解员介绍，这些劝学的“大白话”，是民国十年通道县长翁信浮立下的。
其它书院的对联，音韵、对仗、词藻上无不十分讲究，这里的“大白话”对联，不免让人浮想联翩。想当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胡适等一干干将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新思潮的种子也随风撒播到了这个山间乡野的书院。
县长立下对联的第13个年头，外面是的世界依旧战祸连年，民不聊生。那年的12月12日晚，几个衣着不整、一脸疲惫的军人，甚至来不及洗一把脸，就急匆匆地走进了这个书院。他们，就是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然还有列席会议的毛泽东。
避强就弱改变行军路线?还是继续遵守共产国际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发出的指令?7个人将在书院的一间小教室里，做出关于这支部队生与死的抉择!
没有“通道转兵”，也许就没有后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
在恭城书院，至今还陈列着一盏红军当时曾用过的马灯。1934年12月12日晚，也许就是在这盏忽明忽暗的马灯下，毛泽东为红军指出了一条新的行军路线。
记者在复原的展厅看到：与会者的座椅围着一张方桌依次摆开，毛泽东坐的那把椅子摆在会议桌的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而在此时，这个座次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是相称的。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兵权以来，毛泽东对红军重大军事行动就没有了发言权。
关于通道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的文字记载并不丰富。《通道转兵》一书的作者、通道常务副县长杨少波给我们描述的场景，与电视连续剧《长征》所呈现的基本一致。
会上，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仍然坚持从通道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创立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后发问：蒋介石早已布下重兵，张网以待，为什么一定要去钻这个口袋呢?湘江之战的教训还不够吗?如果中国工农红军在此损失殆尽，你负得起责任吗?
“你们中国革命的责任难道要我一个德国人承担吗?”李德大怒，拂袖而去。
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的意见，除博古没有表态外，得到了其他与会人员的赞同。
会后，当日19时半，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电报，并特地标明“万万火急”。
关于会议的细节，也有不同的描述。有人认为，当时会议上，并没有发生过于激烈的争吵。李德因身体原因，陈述完毕后就提前退场了。博古、李德在连战连败的军事压力下，只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保留意见称，进入贵州后仍应引军北上。
时间的流逝也许会让这些历史细节变得模糊，却永远不会抹去历史事件本身的光芒。
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的县溪，进入靖州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另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
是日，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电令：“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会，以便转入黔北。”
14日，中央纵队进入贵州境内后，军委又命令活动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主动采取行动，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以便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
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主张。
“通道”，对红军而言，的确自此步入了一条通天的大道!因为通道转兵，才有了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光辉夺目的遵义会议。而一度被剥夺了党内、军内领导职务的毛泽东，也就此重新崛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尽管这是毛泽东来年2月才写下的诗句，但或许此刻，走出书院的毛泽东，眺望着周边的万家灯火，内心已经开始“从头越”了!
近70年后，“通道转兵”这个被声名更响的“遵义会议”掩盖了其光芒的重要历史细节，被一位法国记者扑捉到了。菲利普·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序中写道：“这次会议称为讨论未来战略的会议……而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毛，通道镇就成为他登上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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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见证】当红军，我不后悔
湖南日报记者 易博文 熊远帆 孙振华
5月14日，“红色追寻”采访团的记者，来到通道侗族自治县临口镇五一村，探望96岁的老红军邹盛栋。
老人因一只眼晴在战斗中受伤致残，行动有些不便，听觉也不太灵敏。但当他讲起当红军的经历，似乎变了一个人，立马精神起来，往事仿佛历历在目。老人能清楚地说出红一方面军6个军团首长的名字，能“嘀嘀哒哒”清晰地模仿红军起床、开饭、休息、开拔等军号声。
1931年，家住江西上犹县15岁的邹盛栋参加了红军。因年龄太小，先只能在第三军团当勤务兵，后来才到警卫营当了一名司号员。
1934年10月，邹盛栋与战友们一道，开始了充满危险和艰辛的长征。老人回忆，当时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经常上午9时以后停止行军，下午5时以后开拔。就凭着一双脚，一直走啊，走啊，边走边打，边打边走，到通道境内已过去了2个月。
“苦啊!”老人一声长叹，眼泪夺眶而出。又累又饿，2个多月都没洗澡，身上长满了虱子。老人比划着说，“头发很长，长得到了脖子上”。冬天没有棉衣，冻得直哆嗦;没有吃的，一般一天只能吃一餐饭。
“您为何留在了通道?”
老人介绍，红军进入通道后，在梨子界遭到敌机猛烈轰炸。老人的左眼被炸瞎了，后背也进了一块弹片。那一仗，红军伤亡不少。邹盛栋衣裳褴褛，血肉模糊，昏倒在一座石桥上。当地一位李姓侗族老乡发现后，将他背回家，给他洗澡、喂水、喂饭，又偷偷地请来中医给他疗伤。
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搜捕掉队红军。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他，背着他东躲西藏，最终躲过了敌人的追杀。李家有3个女儿，没有田，全靠给别人放牛、打长工过活，日子过得很苦，但李家一直把邹盛栋当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有时，只有一碗稀饭，首先都会给饭量大的邹盛栋吃……尽管时间已过去70多年，提起这些，老人仍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参加红军，您后悔不?”
“后悔?不后悔!死都不后悔!”老人大声回答，在家乡反正活不下去了，不如去当红军闹革命!
“您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
13岁时，娘就过世了;因家里太穷，另外2个兄弟也送人了。
1975年，邹盛栋回了一趟上犹老家。当年参加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打游击的父亲，早已被国民党抓住枪毙了。说到这里，老人发出了嘶哑的哭声。
通道侗族自治县常务副县长杨少波告诉记者，当年，有40多位受伤的红军战士留在了侗乡。很多纯朴善良的侗乡同胞，正像李家对待邹盛栋一样，如亲人般地照顾了这些掉队失散的红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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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手记】感受毛泽东的伟大
孙振华
的确是一种巧合，“红色追寻”湘西片采访活动启动以来，两次探访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转兵”纪念地。
1927年，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后，毛泽东反对继续攻打长沙，力主挺进湘赣边界，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自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1934年，通道恭城书院，毛泽东在党、红军生死攸关时刻，抵制李德、博古要求中央红军继续进军湘西的决定，力主转兵贵州，最终使红军步入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光明大道。
作为中国革命路线的战略转折点，这两次“转兵”的意义，可以说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而这两次“转兵”，都面临同样的艰难抉择：是盲目行动，以卵击石去冒险?还是避强就弱，保留有生力量再图发展?毛泽东从当时实际情势出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可见，中国人民景仰毛泽东，并非盲目崇拜;而毛泽东受人崇敬，也并非他是一座神，相反，其伟大之处，恰恰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实事求是的普通人，不唯上，不唯书，不搞教条主义。如果他不能从当时“敌强我弱”的实情出发，提出以武装斗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路线，而是一味盲目照搬俄国革命在城市暴动的模式;如果他盲从共产国际指示，任由中央红军进入湘西自投罗网，中国革命的红色火种也许早已被反革命力量给剿杀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知还要在黑暗中徘徊多少年。
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无疑也是一个敢于创新的革命领袖。不墨守成规，敢于突破条条框框，在事关中国革命的战略转折关口，总能高瞻远瞩，力挽狂澜。
而毛泽东浑身上下充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更令人感佩。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阴霾密布，但胜利的曙光始终照耀在他的心头。当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毛泽东响亮地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实事求是、不搞本本主义、勇于创新、乐观向上，毛泽东让人感到更加伟大。这，不正是任何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吗?
责编：周舜
来源：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