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红色档案】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徐特立?(翻拍图片)
1937年9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决定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联络机构。11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徐特立和王凌波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为八路军少将参议、驻湘代表，王凌波为通讯处主任。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于1937年12月初建于长沙市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徐祠巷19号徐家祠堂，1938年2月迁移至寿星街2号，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移至邵阳两路口。1939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逼迫日甚，第九战区两次通令撤销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1940年徐特立、王凌波相继回到延安，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结束。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动员群众募捐物资支援抗战，同时，利用公开而合法的地位恢复与发展湖南党组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共招收学员680人，培训人员2220人，营救人员65人，接待国内人士20000余人，国外人士20人，接收转运物资50000余件，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史料支持：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撰：夏远生)
【红色寻访】
慷慨将身赴国难
徐特立1939年为王汉秋题词。
时值5月，初夏的长沙街头早已不见了梧桐花开的惆怅，处处弥漫着太阳的味道。繁华的蔡锷路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人流车流接踵交错，使得本来就狭窄的道路更显拥挤。就在这繁华背后，徐祠巷19号，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弄堂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就静静地蜗居在此。古朴的大门、灰色的墙壁、陈旧的石库门，时间仿佛在此凝滞，走进去，74年前的一段传奇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
一
74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处处烽烟弥漫。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入侵，让每一位中国人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国难当头，全民携手，共产党和国民党，搁置恩怨，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11月，中共中央派徐特立、王凌波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一道，开创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年已花甲的徐特立，风尘仆仆，急回家乡，执行要务。
12月9日，徐特立选定长沙东长街(即今蔡锷中路)徐家祠堂作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处址，公开挂牌办公。徐家祠堂位于长沙市蔡锷中路徐祠巷内，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封火山墙，小青瓦硬山顶，有厢房和厅堂，始建于清末，是徐氏家族的公祠。
八路军代表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沙，一时全城轰动，每天前来拜访探望者数以百计。通讯处建立之初，正值日军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许多人对战争前途、民族命运十分担忧，他们希望听一听共产党的看法和主张。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在长沙城里开展大规模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徐特立常常说：“现在对日抗战，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至于国共合作后，是否会再次分裂，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循环的，而是会不断前进的，谁再搞分裂，只能自取灭亡!”来访者从中消除了对国共合作的疑虑，增强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而徐老的预言也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应验，再次挑起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出了大陆。
二
“各位父老兄弟，我是共产党，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和，我就跑了;现在又和好了，我就回来了。”这是徐特立老人在长沙演讲经常使用的开场白。
驻湘期间，八路军通讯处工作人员经常深入街巷做社会调查，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到达长沙后的第三天，徐特立就在银宫电影院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听众达三四千人，把整个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当时的《观察日报》描述说：“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先生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这充分地表现了那一群的民众，并不是不关心国家的事。”
作为教育界的“长沙王”， 徐特立不仅在长沙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非常善于讲演，根据不同的听众讲不同的内容，很吸引“眼球”。他在长郡中学讲演，就没有直接阐述抗日救亡问题，而是联系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鼓励人们反封建、抗外辱、爱国爱民，团结抗战，还以“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与大家共勉。
当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未公开发表，但徐特立离开延安前已倾听了毛泽东的卓越见解，对于抗日战争战略问题有相当的理解。他在驳斥“速胜论”和“亡国论”时说：“有人以为日本没有煤，没有铁，我们抗战六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事实，可是把它估计得这样低，不但离开事实，而且是于长期抗战有害。”他尖锐地指出：“那些唯武器论者，对抗战前途悲观也是不当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我们可以从战争中补充。”他的这些言论通过集会和报纸发表之后，对鼓舞全省人民的抗战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三
虽然处于国共合作的“甜蜜”期，但在国民党的地盘上开展工作，仍然是一件非常考验共产党人智慧和勇气的工作。
通讯处成立之初，正值张治中主湘。张治中属于国民党中的开明派，对徐特立也很尊重。通讯处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湖南上层社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当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总方针是：“不破坏统一战线和不丧失自己的立场”。徐特立自己生活艰苦朴素，率先垂范，出进从不乘车。他始终身穿八路军的粗布军装，撑一把雨伞，徒步在城中奔走，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是军中的老伙夫。有一次，张治中约见他，徐特立走到省政府门口，门卫挡住说：“今天会见八路军代表，别人免进。”徐特立解释说自己便是八路军代表，门卫不信，把他轰走。张治中久等不至，派人再去相请，得知个中原委后，对比国、共两党不同的干部作风，张治中对共产党更为钦佩，在释放政治犯、建立救亡团体等方面都给予了不少方便。
当时的长沙作为抗战后方，名流云集。郭沫若、茅盾、黄炎培、张西曼等社会名流及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士刘岳厚、赵恒惕、赵君迈等人，都曾经迈进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大门，在这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共同抗日上以诚相见，求得共识。招待他们，办事处只有清茶一杯，从不请吃饭。惟一一次是会见法国记者时请过一顿便饭，花了5块钱招待费。
八路军部队的军饷、被服、武器弹药，湖南、广东民众以及海外侨胞捐献的衣物、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驻湘通讯处转运往前线;省立第一师范、长沙周南中学、含光中学等处的大批进步学生和青年，被驻湘通讯处秘密送往延安，分别进入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许多人成为了优秀的革命骨干。
四
“文夕大火”前，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正在长沙领导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1月12日深夜，熊熊大火很快烧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恩来、叶剑英率领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
“文夕大火”后，最先赶赴长沙救灾的正是周恩来，他调集抗敌演剧队一、二、八、九队和湘剧抗敌宣传队一队共120多人，组织善后突击工作队，17日赶赴长沙，开展救灾工作，将50万元救济款顺利地发放到数万灾民手中。当时参与救灾的田汉曾赋诗描述：“长驱尘雾过湘潭，乡国重归忍细谈，市尽无灯添夜黑，野烧飞焰破天蓝，含枚荷重人千百，整瓦完垣户二三，犹有不磨雄杰气，再从焦土建湖南。”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建立到撤销近2年的时间里，共招收赴延安的进步青年680人，培训人员2220人，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65人，接待国内人士20000人，国外人士20余人，为抗战前线筹措、转运物资50000余件。
湘水烽烟已飘逝，伟绩长留天地间。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将永远激励后人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而不懈奋斗。
【红色感悟】
一块老怀表的见证
长沙学院 张纪鋆
徐祠巷19号，即便对于许多老长沙而言，也是一个陌生的地名。这条不起眼的小小弄堂，静静地蜗居在繁华都市的背后，如果不是巷子口挂出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牌匾，谁也不会知道74年前在这里上演的烽烟岁月。
在旧址陈列室里，一枚静静躺在玻璃窗里的老怀表引起了我的注意。怀表的主人叫王凌波，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主要负责人和创始人之一。74年前，他和徐特立等人一道南下投身湖湘大地的抗日烽火。
在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岁月里，小小的怀表是时代的记录者，记录着无数的硝烟与鲜血，记录着共产党人“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的革命豪情。
在喋血孤城的时代里，这块怀表和它的主人一道，见证了湖湘儿女救亡图存的壮烈情景。许多优秀青年踏进徐家祠堂低矮的屋檐，从这里奔向抗日救国的战场;众多仁人志士从这里认识了共产党，增添了与日寇生死搏杀的勇气和力量。
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这块小小的怀表，记录着当年的共产党人，为民族、为国家争分夺秒、忘我献身的身影;那曾经滴滴答答移动的指针，是苦难岁月里，无数炎黄子孙在国家危难时挺起脊梁的见证。
如今的长沙，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抗日烽火，只是隔着明亮的玻璃橱窗，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激情四溢的年代。作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我们，历史已经把先辈们光荣的衣钵交给了我们，我想，我们首先要有勇气去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更应该加倍珍惜自己的年少青春，以先辈们只争朝夕的态度，对生活、对时代、对国家，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
【红色人物】
王凌波：誓作人豪不作仙
王凌波。(翻拍图片)
本报记者 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一行解说词引起了记者的兴趣：“1940年9月，王凌波在长沙白沙井岭5号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他在被押送桂林的途中说服连长和士兵，得到释放，12月回到延安，至此，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结束。”长沙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副研究员周英向我们介绍了王凌波这位不太为人熟知的坚强革命者。
王凌波是我党早期活动家，与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并称“宁乡四髯”，1888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王凌波兼任中共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党团副书记。
“马日事变”后，王凌波被通缉。1930年春辗转来到上海，在沪西主持一个秘密印刷厂，负责印发党的机密文件和报刊。同年9月，王凌波等17人被捕，他化名黄德宣，被判刑一年半。由于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和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他受尽酷刑，右眼球被打得突出来，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刑满出狱后，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央技术部工作，负责刻写钢板。年近半百的王凌波，右眼受伤后视力严重衰退，但他埋头苦干，毫无怨言，天天流着眼泪伏案刻写一张张工工整整的蝇头细字;遇到紧急任务，他就通宵达旦地工作。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机关遭破坏，王凌波再次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凌波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处长。当时，徐特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而王凌波则主持日常工作。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1940年8月，徐特立被迫离湘返回延安，王凌波在危难中坚持工作，不久他与妻子姜国仁在长沙被捕。
久经考验的王凌波将生死置之度外，夫妇俩在狱中联句作诗，“莫伤一己生与死，且喜红潮浪击天。”在夫妇俩被押送离湘赴桂途中，王凌波一路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国民党宪兵为其爱国热忱和抗日决心所感动，不再对他进行监视。
1940年12月，王凌波辗转回到延安，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行政学院院长林伯渠曾称赞说，“行政学院初开办，困难很多，我挂名正院长，凌波同志从没推过责任，也不肯告苦。”两年后，王凌波操劳过度因病逝世。许多人为他的离去深感痛惜。谢觉哉有诗云：“海仇山恨累年年，誓作人豪不作仙。学得屠龙才待用，惯于履虎气无前。”
1962年，徐特立为王凌波墓重写碑文，称“凌波同志足为党员的模范。”
责编：刘艺
来源：湖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