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璀璨星空中，有这样一个星座，时光流逝，而它闪烁的星辉，却恒久照耀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路上，指引着后辈们前路的方向，温暖着后辈们的心。
在吴家七个儿女的眼里，他们的父亲吴志渊就如这星座般持久而恒定，更为他们敬重的是，星座的存在不为自己，而是为了照亮别人，指引前路。
省委书记张春贤看望百岁老同志吴志渊（资料图片）
2009年4月7日，迎来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正省级老同志吴志渊的百岁华诞。这天，吴老的家中热闹非凡，四世同堂的家庭，子孙们20多口人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为老人祝寿。贺国强、李源潮、尉健行、何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纷纷寄来贺卡，习仲勋夫人齐心和湖南省委原书记熊清泉送来亲笔贺寿书匾。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率省领导黄建国、杨泰波、戚和平等亲自上门贺寿。张春贤书记拉着老寿星的手动情地说：“吴老是一位有着82年党龄的老党员、老领导，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解放后，吴老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离休后，吴老仍然心系党和人民的事业，关心下一代成长。吴老一生对党忠诚，信仰坚定，他热爱工作、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的品格和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吴老晚年深受病痛折磨，思维和行动大不如前，甚至于他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需要妻子毛兰玉在近旁举着小黑板用粉笔字作提示。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4月10日那天我们去拜望他，他的情绪和精神特别好。他主动要求家人找来眼镜看他儿女们为他做的纪念画册《我的父亲吴志渊》，家人们甚是惊喜，说一年多来都没有看到老人这样的举动了。
吴老一生清正廉明，淡泊名利，性格耿直，是湖南目前党龄最长的老党员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人们评价他是少见的高学历深资历的陕北籍老革命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评价他在八十高龄所著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是迄今中共党史上第一部全面阐述西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重要史料。
他的一生“转战”南北，遭遇危难无数，身患绝症却能死里逃生，而这一切，都在他低调的处世风范中得以罩盖。记者采访到他的家人及以前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许多有关他的鲜为人知的革命往事。
〉〉〉投身革命
吴志渊，是大革命时期为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作出无私奉献的革命先辈之一，当年那片贫瘠艰苦、缺水缺粮、硝烟弥漫的陕甘宁地区，到处有他奔走呼号、觉醒激进的革命声音，到处有他舍生取义、卓绝奋斗的革命身影。
吴志渊，原名吴居第，1910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马家砭乡的一个富农家庭。吴志渊从小就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早在家乡清涧高等小学学习期间，就参加了诸如“剪长辫、放小脚”等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当时的广大青年学生较早地受到党的培养教育，接受了革命思想，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当时的陕北学生运动，以绥德四师(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为中心，在各县组织学生会，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开展学生运动。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清涧高小学校的吴志渊和郝鹤鸣等人受组织委派与绥德四师的学生一起到怀宁湾等当地的集镇上做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
1927年2月，吴志渊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据吴志渊八十年代在身边工作过的秘书黄志平回忆，离休后吴志渊与他的战友、老乡贺晋年某次在聊起当年入党的情景时，两人不禁开怀大笑。原来，两人是同一批加入党组织的，彼此描述的入党时间入党地点完全相符：在匿名人的通知下，在一孔昏暗的窑洞里宣誓，里面有多少人是哪些人他们无从知晓。
那个时候的绥德四师，是出青年党员的阵地，那里的学生一毕业就被分配到陕北各级学校，扩展成更广泛的党的阵营，难怪陕北土皇帝井岳秀惊呼绥德四师是“炸弹”了。1927年吴志渊就读绥德四师。1930年任该校学生会主席，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四师学生游行示威、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因对当时党组织执行“立三路线”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曾受到错误处分。
1931年，吴志渊赴北平(今北京)宏达学院学习，次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就读。大学期间与同在北平的陕北红军早期领导人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吴志渊于1934年回到陕北安定县西区的革命根据地，担任党在陕北的第一个政权机构——秀延县政府(后改为赤源县苏维埃政府)秘书。
1936年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谈话后，任命吴志渊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同年经组织调动，到西北抗日救国会担任主任，该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建立的，由宋庆龄、鲁迅、蔡廷锴、毛泽东等任名誉主席。1936年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1938年担任中共镇原县委书记。1940年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结业后历任定边县委书记兼县长、三边地区专员、咸阳地区专员等职。
〉〉〉廉洁奉公
新中国成立后，吴志渊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政府党组书记。在西安工作的十年中，吴志渊为新中国修建了西北第一条重要铁路，也为西安市的农业和社会发展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他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把一切建树和业绩都归功于党和人民，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吴志渊一生对工作严谨，为人耿直，清正廉明。一次，家里没有煤气了，秘书要去灌气，可吴志渊不同意，说“这不是你的事，你不要管。”他还时常跟身边的人员讲彭德怀的故事，说彭如何如何勤俭节约，如何如何公正廉洁。
1959年，吴志渊同志调任云南主抓边疆少数民族和统战工作，二十年间饱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始终坚持革命信仰，为云南边境的安定，各族人民团结和生活改善兢业奉献。
“文革”中，吴志渊受到了严重冲击，被赶到离家三百公里以外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身心同时遭受着摧残。据他的大儿子吴又欣回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父亲一年到头都是一身棉袄，以至于棉袄里外都是油光光的。因为长年积劳压抑，母亲史次锋于1976年病逝，时年59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吴志渊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第一副主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调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论在云南还是在湖南，吴志渊仍然是一丝不苟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慈父严教
吴家有七个孩子，吴必理、吴晓峰、吴晓愉、吴又欣、吴继欣、吴晓忠、吴玲玲。二女儿吴晓峰曾经是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现已离休。如今儿女们又有了儿女，子孙四代分别居住在云南、北京、甘肃、陕西、广东等六个省份，虽一家子难得聚在一块儿，但亲情谁也不曾减淡。
二儿子吴继欣说，父亲一直就像个领导，对待他们也很严格。每逢家庭会议，父亲必然会把“听党的话，跟党走”这类话作为开场白。吴继欣记忆中，在他很小的时候，哥哥姐姐们被父亲关在阁楼上背书，小点的弟妹在楼下嘻嘻哈哈地玩耍，看见楼下的玩耍，楼上的想得牙痒痒也没用。只要父亲在窗口一探头，楼下的小家伙们必定一哄而散。
父亲对儿女们管教很严，但儿女们也非常懂事，姐弟们的学习都很不错，没让父母操过很多心。受父母亲的影响，他们自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说他们不像高干子弟，没有纨绔子弟飞扬跋扈的作风和气派。
吴志渊对家乡人民一往情深。90年代听说家乡还没用上电灯，便捐款接通电网。
近年来，吴志渊虽然年事已高，但始终认为，国运兴衰在于教育，孜孜不倦地关怀着年轻一代的成长。1982年，他为家乡子长县马家砭乡刘家坪小学的建设欣然捐款，带动了当地兴师重教的风气。后来，他又捐出省吃俭用存下的5万元，在刘家坪学校设立奖学金，以实际行动来努力振兴陕北人民的教育事业。
现在，吴老对人间的恩怨已没有记忆，却对组织、对家乡念念不忘;对子女已经印象模糊，却能写字、认字，用书写与人交流。在儿女们的眼中他们的父亲就是个奇人。
〉〉〉呕心立著
1985年吴志渊离开工作岗位，后潜心于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的研究。说起吴志渊著书立说的由来，还得从一个故事说起。
1986年，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吴志渊偶然看到湖南日报上登出的一则报道，说的是某某领导某某领导出席了仪式。当时他就叫来他的秘书指着报上的消息说，“当年我是林老的直接部下，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此时正当毛致用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听到吴老这么一说，毛致用立马想了个补救措施，前来征求吴志渊的意见，“这会议呢都开过了，您看是不是能以老部下的名义写个回忆录。”吴志渊一听这话，乐了。自己当年是扎根于陕北的，对西北革命的情况有很多亲身经历和深切体会，当即就同意了这个提议，“写就写吧。”
于是，他找来了当时还在湘潭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黄志平。黄志平听说吴老要他协助写回忆录，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不就是篇回忆录嘛，这还不简单。”谁知，在商量如何下笔的过程中，吴老的“胃口”越来越大。这回忆录要写就得写这西北根据地，而这西北根据地的意义实在又太特殊太重要了，毛主席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没有陕北就下不得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思来想去，西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岂是一篇小文章能概括的?于是，在经过二人的几天商议之后，吴志渊最后决定，将回忆录改成写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听着吴志渊把回忆录换成了论文题目，黄志平心里直犯嘀咕。这下，小文章变成了大工程，从助手变成了秘书，这倒不说，难就难在主题定的是当代党史，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一大禁区啊。要知道这本书里要涉及的人物，皆是当今健在的高层领导。当黄志平把心中的疑虑跟吴老提出时，吴老当时就干脆利落地说：“没问题，就这么写。有什么责任我担!”
“这本书写出来至少需要五年时间。”
“不怕，我还能再活五年!”说这话时，吴志渊已经有76岁高龄。
于是，开书单、查史料、找文献、实地调查，他们二人就这样一丝不苟地忙活开了。
为真实、全面地反映西北党组织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为后人能保留下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吴志渊不顾年近八十的高龄，克服了身体上的种种困难，凭借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精神，以革命战斗年代一个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作风，用了五年时间走访新疆、陕西、江西等十多个省市区，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参考了数百种文献论著、回忆材料和访谈记录，做了深入详实的调查研究，采访了薄一波、习仲勋、贺晋年、马文瑞等几十位老同志，终于写出了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该书扼要叙述了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历程，全面阐述了西北根据地的伟大历史地位，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陕北13个年头中关于政治、军事、统战、经济、文化、党务等各项方针政策，作了真实的记叙。然而在整个记叙中，却没有一段经历是提到吴志渊自己的，他要求秘书省略了有关他的经历，力求秉持客观真实公正的行文角度。其著述的客观严谨以及他为人的低调，可见一斑。
在吴志渊珍藏的那本新版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末尾，还记录了一段他真实感人的一句话：“没有想到，我能写出这么一本书!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2004年7月14日。”
吴志渊的顽强的生命力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80岁和90岁的时候，他两次患癌、两次大手术，91岁又不慎摔成大腿骨折，硬是靠坚强的意志和亲人们的精心护理又站了起来。晚年最折磨他的皮肤瘙痒症使他脾气暴躁，无法安睡，他身边的家人、保姆和工作人员因此没少挨骂。妻子毛兰玉默默无闻地悉心料理给予他极大的感动。当年与吴志渊在延安共过事的同乡牛生祥同志(原湖南省审计厅厅长)都说，没有妻子毛兰玉，吴志渊恐怕活不到现在。
责编：周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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