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文绘《尸魔三戏唐三藏》。
李少文绘《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李少文绘《心猿妒木母，魔主计吞禅》。
【编者按】
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火，不仅让“一只中国猴子”惊艳世界，也带动大众重温经典。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游戏上线48小时时间，《西游记》销量飙升5倍，冲上近日图书热搜榜。
《西游记》现有上千个版本，而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国第一个《西游记》标点、注释整理本，由古典小说研究专家黄肃秋先生担任整理工作。2024年是人文社《西游记》整理本出版七十周年，该社推出了纪念版。邀读者跟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小说研究学者刘勇强为该版《西游记》撰写的前言(有删减)，一起走进《黑神话：悟空》的原著世界。
刘勇强
如果要从《西游记》中挑选代表其精神特点的句子，第三十二回的“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也许最为恰切。试想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艰难跋涉于险山恶水之间，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壮举!无论取经四众，还是读者，都能在这一精神漫游中经受灵魂被洗礼的痛苦与愉悦，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西游记》是以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到印度求法取经这一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原始素材的。玄奘自幼入寺读经，随着佛学造诣的加深，他发现佛教内部宗派很多，教义各不相同，争执不休，佛经翻译也多有不当而致费解或失真，决心去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留学取经，穷究佛法。一路之上，历经艰辛，凭着虔诚的信仰和坚强的毅力，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在一千四百年前交通极其落后的条件下，具有玄奘这样长途旅行经历的人屈指可数。当他西行万里，载誉归来，轰动一时，一些神奇传说也随之产生，成为《西游记》故事的源头。
如上所述，《西游记》是由玄奘取经为题材演化而来的，因此，天然带有佛教色彩，而道教观念的加入，又使《西游记》具有了道教意味。尽管如此，对于宗教，它却能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显示出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甚至常常讥佛讽道，对宗教采取了一定的调侃态度，同时，又注入了作者对世俗生活的体验和知识。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佛，也被作者拉到了人间，赋予世俗的特点。它以幻想的形式对人的进取精神与奋斗意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看完《西游记》，使我们崇尚的不是神佛的法力无边，而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百折不挠、战无不胜的英雄主义和突出的人文关怀。
值得一提的是，孙悟空为什么会以猴形象出现，这是《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个谜。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在中国本土传说中的猿精猴怪如“无支祁”之类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原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神哈奴曼。但无论是本土传说中的猿精猴怪，还是哈奴曼，都与孙悟空的形象还有很大的距离。
从表面看，《西游记》仍是一部宗教题材的作品，书中对宗教思想也作了大力的颂扬。但是，《西游记》改变了孙悟空在以前取经题材作品中作为宗教信徒和神怪形象的性质，使之成为一个体现着社会愿望的英雄，作者在他身上寄予了当时普遍的英雄观念。他以叱咤风云的战斗姿态，荡魔除邪、匡危扶倾，表现出极大的救世热忱。同时，他又顽强执着、不屈不挠。实际上，挫折和失败对孙悟空来说是常有的事，多少次濒临绝境、九死一生，多少次被妖魔缴去金箍棒，赤手空拳，孤立无援，但是他从不气馁，往往吸取教训，计上心来，重又抖擞精神，强行索战，终于绝处逢生，赢得胜利，显示出昂扬、坚定的斗志。
不过，孙悟空的卓荦不群不仅在于他体现了非凡的英雄品格，还在于他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在后一点上，作者突破了固有的英雄观念及小说塑造英雄的传统模式。他也像《水浒传》中的英雄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专救人间灾害”的斗争中去，也带有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江湖好汉特点。但与其说是为了“替天行道”或“建功立业”，毋宁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他特有的在斗争中开拓人生、获得无穷乐趣的心理特征。
有一个例子很典型。当孙悟空去救金圣娘娘时，妖魔讥讽他是替朱紫国为奴，他喝道：“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么说出‘为奴’二字!”(第七十一回)虽然他打的也是“诳上欺君”之徒，却不甘愿以臣仆自居，还要维护自己高傲的人格独立性。他既肩负着匡世济民的伟大责任，又不断追求着自我的价值，两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孙悟空的自我意识首先是表现为对自由的渴望。他天生地养，一开始就在精神上超越了宗法制社会对人的种种限制和约束，宣称“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第三十回)。为此，他不断反抗神佛对他的羁縻。直到全书结尾，小说还描写已经成佛的孙悟空仍未消释心头积怨，要把一直限制他自由的紧箍儿“打得粉碎”。他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大法”，而是他始终渴望的自由。
其次，是对自尊的坚守。他大闹天宫的心理动机是玉帝“这般藐视老孙”，秉持着所谓“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理念(第七回)。在参加取经后，他的心高气盛、傲不为礼也时有流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老孙自小儿做好汉，不晓得拜人，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个喏便罢了”(第十五回)。及至迫于救师降妖的特殊情境，不得不向老怪行礼时，这个铮铮硬汉竟“泪出痛肠”(第三十四回)，从反面衬托出他视尊严为性命的刚强精神。
再其次，是对自娱的追求。书中曾借人物之口说孙悟空：“你是人间之喜仙，何闷之有!”(第六十六回)这确实是对孙悟空性格的一个精彩概括。他总是以降妖伏魔为游戏，必要时连神圣的取经也要让位于他的“耍耍”(如第六十八回)。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孙悟空的大部分战斗并未取得直接的胜利，闹天宫的代价是困压五百年，取经路上也屡遭挫折。可是我们从不感到他是一个失败的悲剧英雄，因为在反抗和斗争中，他已经得到了极大乐趣，已经实现了他对自我的追求。
《西游记》对孙悟空自我意识的渲染，固然有作品以孙悟空喻“心猿”，从而说明人的私欲爆发、不得不加以遏制的意思。但从小说的实际描写，特别是给读者的印象来说，那种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倾向更是贯穿全书始终的。
唐僧的形象虽然与历史上的玄奘反差巨大，但也在《西游记》中获得了另一种艺术生命。历史上勇猛精进的高僧，到了《西游记》中，变得离开了徒弟的帮助，简直寸步难行，甚至连一碗斋饭都化不到。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魂飞魄散。同时还有是非不分、昏庸偏执、心胸狭窄、自私嫉妒等弱点。不过，他依然表现了虔诚悟道、持戒精进的高僧品格，是取经队伍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比起他本领非凡的“妖徒”来，他经受了更多的磨难和诱惑，却从不动摇，“铁打的心肠朝佛去”(第八十二回)。事实上，没有唐僧的坚持不懈，取经队伍早就作鸟兽散了。有时候，一个坚强有力的人完成某种事业并不足为奇，而一个软弱无能的人要做出同样的业绩，更让人感佩不已，因为他不仅在战胜困难，还要战胜自己。所以，唐僧也由此得到了徒弟们由衷的尊敬。
相比之下，猪八戒是另一类典型。作者在他身上把人的食色二欲夸张到了极点。他原本是仙界的天蓬元帅，因带酒调戏嫦娥，被贬下尘凡。在《西游记》中，猪八戒与孙悟空形成鲜明对比，孙悟空在花果山自由自在地称王，遨游于精神世界，猪八戒却在高老庄入赘为婿，沉迷于世俗生活。高老庄之于猪八戒，一如花果山之于孙悟空，都是性格的铺垫和预演，他是带着随时可能回高老庄做“回炉女婿”的想法参加取经的。参加取经，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饥饿。一路之上，作者对猪八戒的贪吃也作了不少诙谐的描写。而更严重的是，猪八戒始终没有改变好色的毛病，“四圣试禅心”时受到神灵的教训，仍不思悔改，以后又多次因急情贪色，落入妖怪的圈套。如在盘丝洞，他就自陷“情网”，被女妖用丝绳束缚得无法动弹。直至快到西天了，他仍是“色情未泯”。作者的用意当然并不是要简单否定人的正常欲望，而是通过猪八戒的喜剧性行为，表现基本欲望与理想追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使人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
尽管猪八戒有许多缺点，如贪吃好色，喜占小便宜等，但他并不是反面人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猪八戒自己说的“我是个直肠的痴汉”(第二十回)。这种憨厚朴实近乎呆傻的性格，不但使他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出乖露丑，也让读者因此享有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产生宽容与同情。
与孙悟空、猪八戒相比，沙和尚显得不那么突出。但他同样是取经队伍不可缺少的一员。他是一个默默奉献的苦行僧，有着“宁死也要往西天去”的坚强意志(第二十三回)，每当猪八戒抱怨魔障凶高、西天难到时，沙僧总是鼓励他“且只捱肩磨担，终须有日成功也”(第四十三回)，“只把工夫捱他，终须有个到之之日”(第八十回)。正是这种顽强精神支持着他，并通过他影响了取经队伍，起着消弭分歧、调和矛盾的作用。当猪八戒打退堂鼓时，是沙和尚鼓励他坚持下去;当孙悟空吵嚷着散伙时，也是沙和尚中流砥柱，劝得他回心转意。孙悟空说“贤弟，你是个好人”(第二十七回)，这朴实的表彰不是什么人都当得起的。尽管沙僧谦虚地说“我也没甚手段”(第四十一回)，但没有他的协助，孙悟空有时也孤掌难鸣。在灾难面前，惊恐退缩者和勇猛精进者是两极，沙僧则以其坚韧顽强实现了他独特的个性。
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从理学角度阐释《西游记》虽有不正确的地方，但他对《西游记》有一句评价，却极为精当，他说：
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
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游记》所包含的迁善改过、勇猛精进、以臻完美的哲理，对每个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这也是它具有超越时空的思想、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