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河西，有27座汉长沙王及王后墓葬，其中以风篷岭为首谷山片区就有16座。暮春时节，徜徉于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了长沙的汉韵，汉韵中的长沙……
汉韵悠然（文脉长沙）
姚建刚
壹
风如同一位高超的画家，用色彩斑斓的画笔，绘就了一幅壮美的山河画卷。
有风就会有方向。
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那么，唐之记忆在西安，宋之记忆在开封，明清记忆在北京……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汉朝，也曾给长沙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风篷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打开了这扇记忆之门。
或许你没听说过风篷岭，然而就是这里，在本世纪初却惊现出惊天秘密。以风篷岭为主的谷山片区以及与之相连的戴公庙、咸嘉湖、天马山片区，共有汉长沙王及王后墓葬27座，其中谷山片区就有16座。在这片苍翠的青山下面，究竟是一片怎样恢宏的世界呢？神秘而又令人期待。
风篷岭是个老地名，起于何时已难以考证；风篷岭也是个小地方，一直以来，名不见经传，倒是风篷岭隶属的谷山，却闻名遐迩。谷山与岳麓山比肩，自晋唐以来，就是佛教名山，山中产一青石，可制砚，曰谷山砚。清乾隆《长沙府志》记载：“谷山，县西七十里。山有灵谷，下有龙潭，祈雨辄应。有石色淡青，纹如乱丝，叩之无声，为砚发，亦有光。”谷山砚备受宋代书法家米芾推崇，米芾《砚史》记载：“潭州谷山砚，淡青、纹如乱丝、扣无声、得墨快、发墨有光。” 风篷岭地处谷山北向风口，素来风多，故名风篷岭。南方冬季，喜吹西北风，夏季，喜吹东南风。冬天，当凛冽的寒风欲进入谷山腹地时，风篷岭是迎风的第一站，任西北风呼啸，风篷岭如鼓起的风篷，迎风屹立，经此遮挡，风速渐减，风势渐弱，至谷山深处，已全无寒意；夏天，东南风从山谷穿过，至风篷岭时，它又如张开的风篷，作最后的挽留，山风顿成回旋之势，谷山留住了一股清凉。得此天然优势，谷山也素有洞天福地、世外桃源之美誉。两千多年来，风篷岭就这样默默地守护在那，不卑不亢、无声无息，谁也不知道它的高贵，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知道它叫风篷岭的，也就是邻近的数十户居民。
我第一次听说风篷岭，是在2005年。当时，风篷岭发现一汉代古墓，经考古专家勘测，属汉代长沙王室墓葬。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站在风篷岭上，一眼望去，均是连绵的小山包，据考古人员介绍，居然全是历代汉长沙王和王妃墓葬。两千年来，守护谷山这一洞天福地的，竟然也包括了历代汉长沙王和王妃，人们不禁惊诧！
风篷岭的重大发现，震惊了考古界。马王堆汉墓曾被评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马王堆汉墓共三座，系长沙王吴臣的丞相轪侯利苍及其妻子、儿子的墓葬。而以风篷岭为主的片区，主要归葬者竟是汉长沙王国的君主和王妃。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均属罕见。但遗憾的是，风篷岭的重大发现，多年前早已惊动了盗墓贼。有一年，长沙古玩市场出现了长沙王印的传说，一起“鬼吹灯”的故事也在“土夫子”（盗墓贼）中疯传。这些现象，引起了文物部门警觉，经走访发现，风篷岭二号长沙王墓已经被盗，市场上传言的汉代金印很可能就是从此墓中盗走。后来，虽经公安全力侦破，“鬼吹灯”案告破，长沙王印等国宝级文物得以追回，但古墓却受到极大的破坏，留下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
长沙有两条重要的河流，一条湘江，一条浏阳河。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长沙王身份是诸侯王，他们的陵墓选择了湘江岸边。而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和爵秩大致与其相当的贵族墓葬，主要在浏阳河边。吴氏长沙王和刘氏长沙王的陵区位置分界明显。从现在的长沙城市布局来看，可以以岳麓大道为界区分。岳麓大道以南，吴氏长沙王及王室成员墓葬主要分布在天马山一带；岳麓大道以北，刘氏长沙王及王室成员墓葬主要分布在谷山一带。可以推测，风篷岭这一区域长眠的长沙王均应是定王刘发的后裔。
2013年，汉长沙国王陵遗址被列为国家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被列入代表中华文明的150处大遗址名录。再后来，准备修建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了2.12平方公里。暮春时节，听闻遗址公园一二期已基本建成，便欣然前往，感受长沙的汉韵，汉韵中的长沙。
贰
汽车过湘江，从三汊矶大桥下，向北驶入银杉路。左边郁郁葱葱，浓荫遍地，影影绰绰的山包就像一个个睡意未消的湘女，披着暮春时节雨雾之后的蝉翼薄纱，脉脉含情，凝眸不语。都说湘女多情，雨雾中的小山包同样令人遐想。由于数年前来过，感觉每个山包都像风篷岭，数次左拐进入上山小路，数次登上形状差不多的山包，数次问道于当地居民，都说，这里就是汉王陵。但从山中散落的民居即知，这里虽是汉王陵辖区，但绝非已建好的遗址公园。如此反复，终于看到了遗址公园大门，一位文物专家早在大门口等候。说起汉长沙国，这位专家便激情满怀，滔滔不绝，旁人根本插不上话，眉宇一舒一颦，一张一蹙，蕴藏着丰富的感情。公园大门朴素，仅右侧立一高数丈、灰色、内空的立柱，立柱上有类似屋面的顶，柱中嵌一黑色条状、看似木质的通栏材质，上书几个大字，“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早期汉隶、古朴典雅、几分简帛韵味，与环境相得益彰。建筑简洁明快，可能是从汉代一种典型建筑“阙”中抽象提炼而来，以细高的体态冲破以水平铺陈为主的建筑平衡，产生蓬勃向上的动感和激情。
进入大门，数十步开外，便是王陵缓落的坡角。建设者别具匠心，削坡砌墙成壁，壁上青铜浮雕，浮雕后是密植的树木，树和浮雕恰似入门照壁，有效遮挡了参观者的视线，否则，入门即是王陵，既显突兀，又没有中国园林曲径通幽之趣。走近浮雕，原来是由三个故事组成，分别是“吴芮受封”“刘发筑台”“降国为侯”。三个故事，讲述着汉长沙国由立到废220多年的历史。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改秦郡县制为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嘉奖吴芮，立以为王。《汉书·异姓诸侯王年表》记载：“九月，初置长沙国……十月，芮徙长沙。”纵观汉初所立诸侯国，实则为巩固汉初之统治。《史纪·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云：“何者？天下初定，同姓骨肉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长沙国的建立，一个重要原因是防御南越。《史记·南越列传》载：“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佗即南越王赵佗。汉在南越北侧设立长沙国、淮南国，既可作进攻南越之基地，又可作退守之缓冲，实为防南越之屏障。如果说，吴芮封王，立长沙国，既因吴芮功劳甚巨，又为抵防南越，是汉初立国之要，那么后来，刘邦平定韩信、彭越、黥布等异姓诸王，刑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而独留长沙王，何也？确也值得深思。
《汉书》记载：“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另载，“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可见，长沙王忠，是上下认同、自始至终的，不仅高祖如此说，惠帝、吕后也都认可。长沙自古就是忠孝之地，早在吴芮之前70多年，屈原行吟于湘水、沅水间，留下了《离骚》《九歌》《渔父》等不朽诗篇。公元前278年，秦攻破楚都郢，屈原作《怀沙》，投汨罗江而死，史称“屈长沙”。屈原忧国忧民、忠君报国之心可昭日月。吴芮之忠，是否受屈原影响不可得知，但吴芮因忠而得善果却是不争事实。而彭越、英布、臧荼等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谋取成功，咸以裂土，南面称孤，终遭灭亡。也有人认为，是吴芮甘于平庸，终免于祸。我不知作此评价者对平庸作何解释？如果说甘于平庸，是种胸襟品德，是份智慧福祉，那么吴芮确实甘于平庸；如果把甘于平庸理解为平庸之辈，则实不相符。
吴芮生于公元前241年，正处于秦兼并六国、战事频发、社会动荡、灾难频仍的战国末期。秦统一后，尚未安定又迅转急下、变本加厉、严刑峻法、繁徭重役，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盗贼兴起、烧杀抢掠。吴芮为保卫家乡免遭涂炭，乡亲免受伤害，组织家丁亲兵抗击流寇。年仅十八岁就招募兵马一万多人。吴芮藏兵于民，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兴农兴商，自给自足，军纪严明，很受百姓拥戴。他大胆革除弊政，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制定一系列鼓励农耕的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民众赠号“番君”。公元前209 年7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8月，吴芮第一个起兵响应，出兵横扫赣、湘、桂一带，威镇江南。公元前204年，吴芮取长沙后，在湘水之滨，修筑长沙古城。当时，北方兵荒马乱，长沙平静祥和，大量有识之士南下长沙，长沙赢得空前繁荣。如此文治武功，岂是“平庸”之辈所为？然功成之后，吴芮处事低调，精减军队，把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子女，安排第五子吴元带部分家眷回故地浮梁瑶里生活，以忠诚宽厚之心换得家族之平安、辖区百姓之福祉。这种胸襟和智慧，又岂是“平庸”二字所能概括呢？
吴芮之举，后人赞誉甚多，以宋为盛。宋人华镇，路经鄱阳，缅怀吴芮，“秦吏方摇毒，君王独得名。国虽为地小，忠亦自天成。秘殿似容悴，立堂草木荣。兴亡何足道，青竹有嘉声。”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夏，岳飞奉诏去杭州临安，从九江过鄱阳，特地到番君庙凭吊吴芮，岳飞感慨题联：“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瑕月在天。”岳飞以“精忠报国”感召后人，对吴芮之忠甚为赞誉。
吴氏长沙王，传五代五王，至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吴著无后，长沙国除。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复置长沙国”，次年，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刘氏长沙王传八代九王，于9年，王莽篡汉后废除。东汉光武帝时，又复封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从26年至37年，在位12年，后降为临湘侯。
叁
刘氏长沙王，最有故事者，当属定王刘发，以孝闻名。相传，刘发是因一场美丽的误会而降临皇宫。刘发生母唐姬，是汉景帝嫔妃程姬的侍者，某夜，景帝召见程姬，程姬因身体不适，叫侍女唐姬顶替，景帝酒醉不知，后生刘发。刘发聪明睿智，封长沙王时，仅辖长沙一郡，只吴氏长沙王五分之一。《太平御览》记载：“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自此，长沙国辖今湖南全境。
刘发任长沙王27年，至仁至孝。仁者，执政以仁，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曾八次觐见天子述职，均获赞誉。特别是对安抚属国南越，稳定西南功勋卓著，故谥号为“定”，史称定王。孝者，刘发至长沙后，日夜思念远在长安的两个母亲——程姬和唐姬。汉时，洞庭湖区水稻已负盛名，每当新谷收割时，刘发定要运米远赴长安，请母亲品尝新鲜大米，再嘱使者运长安故土返回，于长沙城东高处夯土筑台。年复一年，故土筑成一座高台。多少回夕阳西下，刘发登台北望，遥寄思母之情。定王筑台望母，心存孝心，所以，“定王台”也被人们称为“望母台”。
后来台废址存，名称延续至今，供后人凭吊传颂。北宋朱熹曾作《定王台》诗：“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千年馀故国，万事祗空台。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从知爽鸠乐，莫作雍门哀。”清光绪元年，湖南粮道夏献云重修定王台，重修碑记中写道：“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摹成化久矣。而其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长沙定王，一宅一台，岿然独存。”夏公此番评论，当是最好的总结。
站立浮雕前，我沉思良久，长沙国的历史在眼前演绎，我好像听到了吴芮时金戈铁马的撞击嘶鸣，也好像置身于血色残阳中，登台望母，“西望长安不见家”的空旷悲悯。是呀！历史长河，浩浩汤汤，岁月洗涤了多少尘埃，浪花淘尽多少英雄。一切众生都在现实而又虚渺的时空中淡去。或如流星般划过，璀璨一瞬；或如落叶般飘零，无息无声。时空依旧，逝者如斯。然而，就在这种循环往复之中，历史的积淀竟有如此的韧劲和力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这中间，有多少触动心灵的因缘，多少看似无痕的因果，无从考究，也不得而知。然唯忠唯孝，自有生命以来，其聚合的力量，跨越时空的张力，历经沧桑的韧性，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在人心中荡起涟漪，激溅浪花，点亮心灯。
从浮雕墙左拐，便是一条迂回曲折、拾阶而上的长廓。长廓两边，皆为长沙国时各级地方官吏之印拓，或用朱砂印文，刻于两侧青铜墙壁；或选一丁字湾麻石，拓印留痕，立于扶栏宽阔之处。印皆阴刻、平整端庄、规整宽博、浑朴自然，一看就是汉印风格。其中也有风格迥异之印，如“武冈长印”，似手写简帛，生动自然，如鹤立鸡群，别有风趣。见我在“武冈长印”前停留，文物专家遂介绍，汉时，郡下设县，大县称“令”，小县称“长”。武冈为西汉文景期间所置，隶属长沙郡，小县，万人以下，故称“长”。至于此印为何不同于其他官印平正规整，文物专家也说不出缘由，可能是汉文化之多元、大汉气象之包容吧！
“武冈长印”之后，连着三个印，“临湘丞印”“临湘尉印”“临湘令印”。临湘系长沙国都城，古称“临湘故城”，是吴芮封长沙王时，在战国长沙古城基础上修缮而成。临湘令，掌治临湘县，管辖地应是围绕临湘故城的广大区域，其位置极为重要。县丞和县尉，一文一武，协助县令工作。由此推断，汉初时，官僚机构尚简，尊崇黄老，无为而治，民顺国宁。
在众多印中，还有两印置于廓首，即为廓道入口，一为“兴里乡印”，一为“都乡啬夫”。秦汉时，郡、县、乡是国家的基本行政机构，乡下设里，里为居民自治组织，不属政府机构，就如同现在的市、县、乡，乡下设村，村亦为村民自治机构。乡上承县下治里，行政长官曰啬夫，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官名取得好。“啬夫”在《说文解字》中有四种意思，一曰农夫，二曰从事一般劳役者，三曰农神，四曰俭省节用之人。作为直接管理农户的政府官员，不就是这四项职责吗？既是农业的管理者——农神，又是劳动者，且是个懂农业的劳动者——农夫，还是带头勤俭节约之人。
里如同现在的自然村落，集聚成里，一般管辖十余户至百户不等。里的负责人为里正，由居民推选德高望重之人担任，如同现在选村长，不属政府官员。里以下，还有十长、五长，分别管理十户、五户人家。里的管理很规范，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物业小区管理。每个里都有一个出入的总门，白天开，夜晚闭，管门者称里监门，形象直白，一听就明白是干什么的。里监门一般由里中困难居民担任，工资由大家分担共兑。可见，帮扶弱者、协同自治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管理模式，不论是沿袭数千年的家族宗祠管理，还是村规民约自治，庞大的社会历来就不乏管理者。或许，越是基层的，越是科学的；越是大众的，越是管用的。
文物专家一步一台阶，边介绍边指引。我边看边听边聊，聊多了也就发现了一些规律。基层组织的印安放在起步台阶，台阶越高，印所代表的官职就越大，台阶尽头，及顶之处，想必就是“长沙王印”了。难怪入口处两边第一印分别为“兴里乡印”“都乡啬夫”。我笑问文物专家，这条台阶汉印步道，是不是寓意登临者步步高升呀！文物专家正在兴头，欲深入解读，我笑而打断了他的话。我说，其实倒过来也未尝不可，大人物不必都高高在上，把群众举过头顶的人，才真有一双巨人的肩膀。
肆
沿汉印步道及顶，俯瞰谷山深处，一座座小山包相对独立，却连绵成势。蝉翼般的雨雾开始褪去，山显得更加青翠。太阳从云缝中洒落，点点滴滴播撒在山头，光影在青翠中跳跃，一闪一闪，像是挑逗，有几分俏皮，又像是害羞，反复躲藏遮掩。我喜欢这灵动中的青翠，它于宁静处蕴藏生机，就像熟睡中的婴儿，虽然安静，却生机勃勃。文物专家指点着远处的山包，不无自豪地介绍，每一个山包都是一处王陵，每一个山包都是一座宝藏，山包下面是一个怎样恢宏精彩的世界，至今都无法想象。即使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能都无法企及之毫厘。马王堆汉墓呈现的奇迹，已经让人始料不及了，而这片群山是马王堆汉墓的历代主人。透过青翠的群山，我好像看到了群山深处精彩纷呈的世界。
群山深处的传奇，令人遐想；蓦然回首步道反侧，一座巨大的王陵突然跃入眼帘，竟也令人猝不及防。感觉就是远处的某座山包，突然来个乾坤大挪移，拦住你的去路，横亘于眼前。我惊诧于这由远及近的视觉冲击，仔细打量突显于眼前的王陵。王陵是一座完整的小山，小山修复成方锥台状，山上覆盖着一层郁郁葱葱的小草，显得生机勃勃。步道在半山腰绕山一周，再缓缓而下，与陵下道路相接，直通遗址公园深处。我问文物专家，这就是风篷岭王陵吗？文物专家说，这不是风篷岭，这叫桃花岭，风篷岭与桃花岭并肩，风篷岭居北，桃花岭居南，手牵手面向湘江。过去，从湘江登岸西眺，一眼就能看到两岭，一曰桃花岭，至阴至柔，娇艳妩媚，一曰风篷岭，至阳至刚，粗犷豪迈。两岭如同兄妹，又似夫妻，携手并肩，朝迎湘江红日，暮看月映江心，一诺竟是两千年……
突然面对两千年前的遗址，我顿感时空被压缩成了一个饼，我们与两千年前的距离难道就仅此一层薄薄的土吗？人生百年，在历史长河中何其短暂，比较起来也就是一道闪电那样的瞬间，但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的瞬间接续传承而成，我无法判断人的一生是伟大还是渺小。从瞬间而言，肯定是渺小的，但某些瞬间却像闪电一样照亮长空，像炸雷一样响彻云霄，虽然短暂，但绝不渺小。王陵深处，或许就是生命伟大的见证，也是汉韵长沙铿锵的证言。
风篷岭汉墓出土了“长沙王后家杯”漆耳杯、金缕玉衣残片、金饼等文物，它的墓主人可能是某代刘氏长沙王的王后“张姬”。发现了“长沙王印”金印的桃花岭汉墓，主人是第五代殇王刘旦、孝王刘宗（刘旦之弟），或者第六代缪王刘鲁人中的一位。桃花岭汉墓的祔葬墓内出土了一个铜鋞，上面有“刘子赣”的铭文。狮子拱分布的三座大型汉墓，墓主人应有三位：某代王（发现了“长沙王玺”金印）、王后及王妃（或儿子）。文物专家说，汉代长沙王陵墓群规模大、保存较好，深入了解它将极大地丰富我国西汉时期诸侯王陵墓资料，促进了西汉时期诸侯王陵墓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极大地丰富了长沙的汉韵。
汉初六七十年间，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经济社会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淮书》记载，文景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是一幅多么富足的画面呀！无论城市和乡村，钱满库、粮满仓，物质如此丰盈，人民自然幸福美满。
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了一百个竹笥，其中78个装有各种粮食种子，稻、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无所不有。可见，当时各种作物的种植已遍布乡野。随葬的水果、药材种类之多，也令人惊叹。随葬的肉食品都经过精心烹调，烹饪技术精湛，调料繁多、工序复杂。如此丰富的食物出土，足见汉初长沙农村的兴盛发展。
马王堆汉墓中，让人惊艳的还有绚丽多彩的丝织品。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花样之新、保存之好，在考古史上均属罕见。不同工艺搭配不同颜色，现已发现的颜色就有36种之多。如此排列组合，我无法想象那个五彩缤纷的丝绸世界究竟有多么绚美，其精细化程度，又岂是“工匠精神”四字可以概括之。尤为令人惊叹的是，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了三件衣，两件素纱，一件白绢。其中一件素纱襌衣身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而重量仅仅48克，不到一两，如果除去袖口和领口较重的边缘，重量只有25克左右，折叠后可以放入火柴盒中。真是轻若烟雾、薄如蝉翼呀！文博单位曾做过有趣的尝试，复制素纱襌衣。用现代人眼光、高科技手段复古汉代工艺，复制出来的第一件素纱禪衣重量超过80克。之后，专家们从养蚕开始，高精度控制每一个细节，呕心沥血13年，终于织成了一件49.5克的仿真素纱禪衣。
马王堆汉墓举世闻名，相较之下，汉长沙王们的墓葬显得寂寥了许多。我想，随着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那些埋葬在河西的汉长沙王的秘密将会获得进一步彰显，诸多新发现必将刷新人们对汉代长沙王和长沙的认知。
当思绪从遥远的汉代回归，再次放眼于眼前这片青翠山峦时，阳光显得更加灿烂。我曾有幸目睹了素纱襌衣的风姿，此刻，我好像看到了一群轻曼的舞者，身着素纱禪衣，在群山间曼舞。如雾、如烟、似有还无的襌衣，在曼妙的舞姿中尽显空灵。我想，如果敦煌壁画里的飞仙也能着此禪衣，那会是一个怎样更加玄妙的世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