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王夫之故居是在穷乡僻壤甚或深山老林，因为书上说他隐居在家乡衡阳的山洞里埋头著述数十年。可当汽车开到衡阳县曲兰镇，穿过一片原野来到一个小山头前，导航就告诉我们“目标到了”。
于是赶紧下车，走几步，一栋低矮的平房映入眼帘，上书“湘西草堂”四个大字。跨入中厅，就看到了那副传说中的传世之联：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一些怪东西
必须说，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开生面”的东西。
先说院内那株古藤。藤条有饭碗那般粗，钢筋铁骨一般盘旋着上升，像一条飞动的龙，被称为“藤龙”。这古藤不是船山先生去世后自然野蛮生长的，而是由他亲手栽种，藤身上的斑驳印迹记录了岁月沧桑。
再看草堂门前的两棵树，一棵是柏树，另一棵也是柏树——不对吧，柏树通常是种在祠堂、墓地等场所，是为故去的人而栽，怎么会种植在屋场前呢？这从风水上说是很不吉利的啊！没错，柏树确是寓意松柏长青、灵魂不死，可船山先生就是不信邪，偏要在自家门前种上两棵柏树，以证其非。
湘西草堂前的两棵柏树。 李健 摄
最不寻常的当然是悬于中堂的那副对联了。
上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不难理解，意指文化上继往开来、革故鼎新的使命担当。“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周易》《乐经》《春秋》，是儒家文化的代名词。“开生面”即“别开生面”，是一个成语典故，说的是唐代著名画家曹霸受唐玄宗之命，重新绘制由初唐大画家阎立本所画、因年久已剥落难辨的凌烟阁内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使功臣们的风采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杜甫后来为此写下了“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的名句，这就是成语“别开生面”的由来，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或局面。
而下联“七尺从天乞活埋”就不一样了。先不细究此联句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只看“活埋”二字，就够别样了。我们看到的对联，通常都是文辞优美、文风雅致、情韵绵邈，你见过谁把“活埋”这么奇崛突兀、恐怖扎眼的词汇写进对联里面去的？
“火上浇油”的是，挂在湘西草堂的这副楹联，恰又是由著名书法家赖少其先生用金农“漆书体”写就。金农是“扬州八怪”之首，其独创的“漆书体”，用刷子一样扁平的毛笔蘸上浓墨刷写，行笔只折不转，写出的字凸出于纸面，古拗朴拙、奇崛遒劲。“活埋”+“漆书”，给人一种直挺挺、硬邦邦的钝感，仿佛一块铁板，给投去的目光以重重的撞击。
咳，这船山先生也真是——
一个犟老头
王夫之不仅“审美取向”怪异，更是一个倔强、执拗、决绝的人。据史书记载，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月，张献忠部将艾能奇攻克衡州，拘禁了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想以人质招纳王夫之。王夫之不愿意同流合污，毅然刺伤自己的脸和手腕，伪伤救出其父。
明朝灭亡后，王夫之在家乡衡阳抗击清兵，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从事著述。17年里，他只要出门，哪怕是晴天，都要穿上木屐、打开油纸伞，意思是：不踩清朝地，不顶清朝天！
王夫之生活贫困，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71岁时，有清廷官员来拜访他，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然贫病交加，但他拒不接见官员，也不接受礼物，还写了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态度：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这可不是一般的抒怀言志啊！傻瓜都看得出其中“清风”“明月”是何指代，其反清忠明的意志昭然若揭。亏得他是生活在清朝早期，那时对汉人还比较怀柔，要是再往后几十年，八成就完了——雍正朝的诗人徐骏，不就因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招来了杀身之祸吗？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王夫之在湘西草堂去世，终生没有剃发！
这位文弱学者，何以这般执拗、决绝？这么一个怪怪的犟老头，为什么能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请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也是湖南日报社文化副刊资深媒体人龚旭东先生，听他来解析——
一串疑难题
记者：对于“七尺从天乞活埋”这一联句的具体含义，历来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是表明其誓死不归顺清廷的心志，也有人理解为呕心沥血、拼却老命传承光大中华文化，那您觉得究竟应该怎么来理解？
龚旭东：我觉得不能把这副对联割裂开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七尺从天乞活埋”是一体的，是因果关系，所以不能单独地把“七尺从天乞活埋”孤立地来看待。王夫之和其他重要的明清思想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是经历过实践的，他先是在南岳组织过义军抗清，失败后又在南明小朝廷从事反清活动，直到失败后归隐家乡。他是经历过抗清实践失败以后回过头来进行思考，强大的明王朝为什么会被打败？华夏文明传统为什么会面临沦亡的境地？到了这个时候，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反清复明了，而是中华文化今后的命运。“六经责我开生面”，他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责任，必须要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去开创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和境界。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我祈求老天爷把我活埋在这个小楼里面”，所以他将近二十年几乎足不出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整理和重新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七尺从天乞活埋”是他的一种文化担当的誓言，“我七尺男儿顺承天意，来承担为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大任”。这样来理解，可能更符合这副对联的本意。
记者：除了“七尺从天乞活埋”，湘西草堂里还有几副王夫之撰写的楹联，如“密云松径午；凉雨竹窗秋”“雄风三楚国；残月四更楼”“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都是遣词凄冷硬僻、气氛沉闷压抑、姿态硬朗决绝，加上草堂内古柏、枯藤等或丑或怪的陈设，让我想起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的书画以及波德莱尔的诗歌巨著《恶之花》。他这种“以怪为美”“以丑为美”的美学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龚旭东：这与他的性格气质颇有关联。王夫之的性格很顽强、坚忍、执拗，某种程度上还有些偏执。文如其人，他的文章也很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执拗性格。在这种性格基础上形成的孤介、决绝等行为特征，都出自于他心底的“浩然之气”。这个“气”，对古代的士人来说非常重要。
至于他的一些特异的生活作派与艺术表达，则是因为生活在高压而沉闷的时代，只能以叛逆、怪异而又不失含蓄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愤懑、痛楚与决绝叛逆。
王夫之塑像。 戴钺 摄
记者：王夫之家族的先人都只是普通士子，没出过什么达官贵人，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多少恩惠，那他为什么要一腔孤忠地忠明反清呢？
龚旭东：我们要有“理解之同情”地来看待他的这个所谓的“孤忠”。对于古代的士人来说，孤忠意味着一种信仰、一种道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夫之孤忠的，只是一个象征物，他忠的对象其实是他心中的道义、节气。当然他孤忠的直接对象可以是具体的，比如明王朝的皇帝之类，但即使他所处的是另一个王朝，他同样也会忠心耿耿，因为他真正忠于的，是一种升华的、超越的“道”。这才是关键。而这种道统意识恰恰是湖南人特别看重的，是湖南的一个精神传统，从屈原开始就是这样。你说屈原他只是忠于楚国、为楚国而死的吗？本质上说，他具有的“兰心蕙质”“沧浪清水”等高洁信仰，说明他已经超越具体的“器”而上升到“道”了。
记者：王夫之虽然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但他并没有像孔子、老子、周敦颐那样开宗立派；作为文化的集成者、阐释人，也没有朱熹《四书集注》那样被官方和民间都奉为经典、广为流播的著作行世，那他为什么能对后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
龚旭东：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船山作品的刊行问世较晚。船山去世约150年后至邓显鹤才整理刊刻船山著作，船山之学才开始为世人所知。又过了几十年，曾国藩专门成立书局出版船山的全集，而且是自己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亲自校订，此后王夫之逐渐被人们所知晓和重视。
更重要的是，船山的思想学说切合了时代的需要。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内外打击，曾国藩等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个朝廷已经危机四伏，那应该从什么途径去寻找出路呢？这时他们“遇见”了王夫之，惊喜地发现，船山学说中的经世主张、民本思想、自省意识、使命担当、创新精神，正是当下最需要的，于是船山思想成为湘军集团以及此后一代代有识之士和思变维新革命者们重要的思想资源。后来的谭嗣同更把王夫之当作一面思想启蒙的旗帜，赞其为“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王夫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化总结者，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文化开创者，他的学说博大精深，涉及哲学、史学、文学乃至经济学等众多领域，为后世留下了十分丰富、强大的思想文化遗产，进一步开拓、丰富了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湖湘精神，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等湖湘后起之辈无不秉承其志其学，为民族和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也是我们今天仍要纪念船山的重要原因。
湘西草堂就掩映在这个小山林里。 李健 摄
记者手记
“一个人的狂欢”和“一群人的寂寞”
王华玉
毛泽东曾说，“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船山”。同为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应该是王夫之的“老外朋友圈”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位。
而拜谒湘西草堂，感受书里书外的王夫之，我还想起了另外两位外国人。
首先是奥地利伟大作家卡夫卡。他在40年的短暂一生中写了大量的作品，但自己觉得不满意，除了零星几篇短篇小说外，其他均未发表，临死前甚至嘱咐朋友将其手稿全部烧掉。这位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写作过《万里长城建造时》的西方晚辈，是不是听说过王夫之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而仿效之呢？
当然还有黑格尔的同胞晚辈费尔巴哈。这位德国大哲学家拒绝“以政治上的奴颜婢膝和宗教上的蒙昧愚顽为代价”，换取重回大学讲坛，毅然隐居在僻远乡村，埋头著述25年——比王夫之还多了8年。
20来年啊！这不同于王阳明“龙场悟道”，那是被贬谪居别无选择，时间也只有3年；也不比梭罗在瓦尔登湖的两年隐居，那虽然是主动的、自觉的，却只是“体验生活”；更不是卢藏用“终南捷径”那样的“行为艺术”。这是自绝于世的文化苦行，是文化殉道，同时也是自建“精神天堂”的“逍遥游”。
德不孤，中西邻；道恒在，古今同。
孤独是思想者的宿命，但孤独并不一定是痛苦的。泰戈尔不是说了吗，“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信乎？
点评嘉宾：
龚旭东，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湖南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湖南日报《湘江周刊》原主编。长期从事文学编辑、文化报道策划与组织实施、文艺研究和文艺评论工作，编著有《唐宋爱情诗词300首精品》、《发现湖南》丛书、《梅志彭燕郊往来书信集》、《风前大树：彭燕郊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等，大型多媒体民乐剧《九歌》编剧。曾任茅盾文学奖、中国新闻奖、“五个一”工程奖、湖南文学艺术奖、毛泽东文学奖、湖南青年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的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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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夏似飞
统筹/文凤雏 赵雨杉
执行/周红泉 朱玉文 王华玉
撰文/王华玉
摄影/李健 戴钺
剪辑/戴钺
设计/李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