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州乡土志》载：“锹里，在州治西距城五十里，东界由一、由二、寨市、中洞，西界贵州锦屏，南界贵州开泰，北界贵州天柱。”锹里的地望在湖南靖州和贵州锦屏、天柱、黎平交界地带，行政区域约450平方公里，人口6万余人。历史上锹里地区总称为“湘黔四十八寨”，分靖州内锹24寨和贵州外锹24寨。雍正四年(1726)前，天柱县隶属于靖州，因而，贵州外锹24寨在历史上与靖州内锹24寨有一定的渊源，其文化表现形式上存在着相似性。
宋以前，朝廷对靖州锹里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宋初，飞山蛮地区首领向朝廷纳贡、求封，以换取中央政府册封的世袭首领地位，取得了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宋淳熙年间，靖州西南部分地区已成为“省地”，人们为“省民”，汉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此区域。
元明清三朝是湘黔桂边民族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元朝，中原、湘楚等地的汉民或其他人群不断进入，民族成分趋向多元化发展。明朝建立后，实施卫所制度，在靖州及周边设置靖州卫、五开卫、铜鼓卫，三卫皆受靖州府节制，并实施“军民分治”“夷汉分治”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原旧苗的寨市里、中洞里、六团里被划分为民籍；五开卫治下之平茶千户所、四乡千户所34个屯寨被划分为军籍；四乡河上游的“三锹人”被视为“生苗”，没有纳籍，不交赋税，不服徭役，附籍于寨市里，被称为“寨市里苗九寨”。受以上政策的影响，诞生了民籍、军籍与附籍三个不同的籍属体系，各籍属人群间的交往互动，奠定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
靖州锹里地区民族“三交”的经验
地域范围不断扩大。明代，锹人社会交往被限制，与民寨、军屯寨、土司寨交往较少。清中期后，互动加强。道光年间，由“三锹人”拓展而成的“锹里”向北延伸至贵州省天柱县境内，从而衍生出内外三锹各24寨。光绪《靖州乡土志》中，锹里与其余十九里并列，表明锹里村寨已经正式纳入国家管理系统。锹里含盖的地域范围呈现动态增加和发展趋势。
锹人社会逐渐形成。明清交替之际，是锹人迁徙最为频繁的时期，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向北迁徙至湖北、重庆、四川；二是往东南迁徙至湘黔桂边三省坡周围，形成草苗；三是往里黎平、锦屏交界处迁徙，形成“三锹人”。官方文献关于“三锹”的记载，最早见康熙《靖州直隶州志》，“新抚州三锹苗民吴乔元等丈报田壹拾玖顷肆亩玖分三厘”。在2022年田野调查时，得知吴乔元为原康头寨三江溪的苗民。由此可推断，三锹在康熙年间纳入版籍而“编户齐民”，但是将新抚州的三锹苗和早已纳入版籍的旧苗加以区分，三锹苗与旧苗在管理上有所区别，划籍以别，凭籍分治。乾隆《直隶靖州志》卷一 中“封域方舆舆图”也可以看出，三锹自成一体在寨市旁单列，附属于寨市管辖，并没有被完全整合到里甲系统当中。雍正年间废除“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禁令后，将原先附籍于寨市里、中洞里、六团里的苗侗寨纳入民籍系统而编户齐民，按田亩数定赋起科，并委任寨长、峒长进行自我管理。
儒学传播与民族文化融合。明初，四乡千户所，平茶千户所军屯寨将中原文化深度传播给相邻的民寨、“三锹人”寨。明中后期，汉文化教育已蔓延至锹里大部分村寨。康熙四十三年后，允许苗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举办社学、义学、塾学等，推动了儒学教育传播与民族文化融合，在四乡河流城形成了四乡文化与锹里文化并驾齐驱的格局。
交际语言多元化发展。锹里地区苗侗汉等民族长期的交往，奠定了族际通婚的基础，促使交际语言的多元化。“锹里”的语言库里，苗语成分占45%，侗语(北侗语)占25%，汉族方言酸汤语占30%，此外还有草苗语。此区域的人们不仅讲苗语、侗语等，还讲“酸汤话”。“酸汤话”是苗侗汉文化交融的产物。由单一民族的苗语、侗语到多民族融合后“酸汤话”的产生，为民族交融提供依据。如婚礼颂辞《十二皮》，序文为汉语，内容则用苗侗语叙读，是婚姻制度的宣传载体和文化交融的手段。
孩子们学唱苗族童谣。图自新湖南
各民族文化共享。“以歌觅偶”中汉文化习俗的进入，促使苗侗瑶等民族原生的“锹歌”“苗族歌鼟”“侗族大歌”等，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演变为“玩山”“进花园”“坐茶棚”“四乡歌”等。“玩山”“进花园”“坐茶棚”“四乡歌”是婚姻缔结的初级阶段，虽然都是融合汉文化后的产物，但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苗寨唱锹歌，侗寨唱侗歌，四乡歌为民寨、军屯寨子的人所唱，既体现出不同民族演唱方式上的独特性，又体现出汉文化融合后的共性，是不同民族吸收、融合“他文化”后的产物。
集市贸易互通有无。明末清初，由于木材贸易的兴起，加深了不同民族人群间的交往与交流，促使交往“圈”到交往“链”的演变。原来封闭性款约“圈式”的交往模式，随着木材贸易的发展，拓展了“链”交往的元素，形成“链式”交往网络，强化了参与木材贸易中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婚姻制度变革。靖州锹里地区尚存合款碑《群村永赖》《流芳万代》，最初体现为地方社会对“舅霸姑婚”婚姻制度的认可，到后来地方款首与州府官员合力立碑，废除“舅霸姑婚”婚姻制度。婚姻制度的变革，打破了封闭的婚姻圈，扩大了婚姻圈的范围，促进了交流与通婚，实现从“划分族群”到“跨越族群”的变迁，文化认同进一步加强。
靖州锹里地区民族“三交”的特点
共生性与同功性。自宋代以来，三锹苗、侗、汉、壮、瑶等民族长期合居共处，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锹里文化的典型特征，既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又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要素。在多种文化要素的合力下，共同服务于本民族生存发展与延续的需要。
苗家阿妹在采摘杨梅。图自华声在线
多元性与共享性。锹里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有苗、侗、汉、壮、瑶等民族的文化特点，体现出文化多元、交融、互鉴、共享的结果。分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地方经验。
包容性与互鉴性。锹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兼容并包特征，不仅强化了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而且为民族文化变迁提供长时段的文化样本，以此可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学术机理。
新时期靖州锹里地区民族“三交”的趋势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格局由原来一村一寨、一房一族的模式，向村组、乡镇、社区小区方向发展或代替，提高了民族间的亲密度。民族“三交”不断深化，改变了固有的农耕生活模式，自给自足的闭环状态被打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格局，拉进了人们的生活距离，也为保留和传承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民族间的相互往来，和睦相处。
经贸活动更加频繁。市场经济化以来，经过几十年的磨合、适应，由最初的以木竹类的资源输出、劳务输出逐步向深加工、高附加值制造、商品流通以及外向型的复合型经济方式的转变与发展。在资源分配方面、利益再分配等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锹里经济已经和整个社会经济交融在一起，经贸活动更加频繁。
社会治理与时俱进。从早期的寨老制、合款制，到现在的乡规民约，从“因俗而治”到“因法而治”的结合，探讨历史上社会治理经验对当今社会治理的启示。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探寻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利用，为移风易俗、乡风文明等提供借鉴，促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
情感交融不断深入。各民族相濡以沫，形成了族际通婚的传统，加深了彼此的认同，促进了血缘与心理上的交融。据对康头村、新街村的田野调查统计，934户家庭中，育龄妇女嫁出148人，嫁入250人，配偶来自全国21个省市涉及7个民族。族际通婚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加深了情感认同，民族间的往来更加密切。
随着社会的发展，锹里地区的年轻人大多走向城市，在互嵌式居住条件下，苗侗汉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紧密。
(此文为《湖南锹里地区苗侗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牵头人：陈正吉，中共靖州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执笔人：陆湘之，靖州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县苗学研究会会员、藕团乡文联主席。杨友志，中共靖州县委统战部四级调研员，县侗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胜登，靖州县人大民侨外委副主任委员，县苗学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怀化民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