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经典作品集》。
费孝通在江村。
费孝通。
编者按
费孝通作为20世纪中国享有国际盛誉的社会学大师，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用笔行走，出版的著作多达81种。
近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费孝通经典作品集》出版面世，并联合北京领读文化、长沙十二时辰书店，举行了费孝通著作封面展。
今天，阅读费孝通的作品，依然能感受他的宏阔视野和历史预见力。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本文为费孝通弟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为《费孝通经典作品集》所作序言，原文有删节。
赵旭东
在有着书写能力的文人传统中，有独特的文人纪念的方式。
我一直是将老师费孝通首先看成一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能书写的文人，其次才是一位做研究的学者，最后则可谓是一位真正有着基层社会关注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思考来自他四面八方“行行重行行”的行走，而他思想的精髓则见之于他一篇篇的文字书写。
对于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的纪念，我们实际上很早就在筹划着，包括一直在编着的先生年谱长编。这中间我曾经尝试着和出版社的朋友进行沟通，并一起详细讨论了出版这套文存的初衷、构想和规划，没想到一拍即合。大家合作，从选书到选版本，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最后选定了八种十二卷，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些专门为着纪念而选出来的文字，在费孝通一生的作品总目中，既有很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以及《乡土重建》，也有那些似乎不那么著名的，或者不那么具有特别代表性的，比如说《美国与美国人》《重访英伦》《社会调查自白》以及杂写五种的《杂写甲集》《杂写乙集》《杂写丙集》《杂写丁集》和《杂写戊集》。将这些编订成一套文存，最为朴素的初衷就是，试图以此作为对这样一位一生以“一介书生”自居的世纪文人的独特的纪念。
费孝通有生之年所写下来的这每一个字，都代表了费孝通思想的某一个方面，可谓是他完整人生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可以借之去洞悉费孝通思想的根本。
1.费孝通的思想
费孝通的思想实际上真正标定了一个时代的存在，并无形之中映射出来那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他用一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社会学的实地调查以及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进一步充实了他对于个人、社会与文化思想的理解。
他一生的书写，真正完整地体现出了中国文人传统之中独有的文以载道的“公器”观念。他文字的魅力，恰在于最为真切直接地去关注现实中国本身的实际存在样貌。他从来没有以学问的深奥来将自己隔离于大众群体的生活现实之外，而是从始至终都在强调基层精英与大众生活之间的无距离的沟通联系，因此才会有他的“从实求知”以及“志在富民”观念的提出。
他的观察视角是源自乡土又回归于乡土的。而且，费孝通对于“土”的理解极为独特。这种理解与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英国人类学的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一脉相承，也即真正把“土”或“土地”以及依赖于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看成一种基本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根本就是土地和基层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中间，土地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媒介和根基而存在着的，也就是在乡土观念中的个人、土地以及社会这三者，它们必然是相互绑定并勾连在一起的，彼此间是无法分离，也不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
从作为其第一本专著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到后来名冠天下的《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这个阶段，可谓是费孝通思想成长的关键期。这同时也可以看成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觉醒，是西学遭遇到中国现实社会的一次真正自觉、自求和自知的本土性转化。很显然，这样的一次觉醒，对费孝通自己的学术历程，乃至学术思想的形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因此回归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笔记性随笔的书写之中，即不再在西方严格学科规范下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约束的一种自由体的写作。
2.费孝通的书写
费孝通的基本写作模式往往是随手写下来的文字先成为篇，然后将篇编订成书，并且是持续地书写，笔耕不止，甚至有着“文章不过夜”的习惯，这种习惯差不多一直保持到其晚年的最后岁月。
今天我们所提出来的“费孝通思想”，便是由他留下来的一篇篇的文字所体现出来的，其思想的闪光之处，都体现在由其笔端所书写下来的成篇、成章以及成书的文字之中。他从来都不会拘泥于文字书写形式本身，而是尽可能地让一种思想自然而然地伴随着一种文字和思想间的联想而起伏波动、延绵不绝。
他在文字书写上的率性以及对文字表达本身的朴素追求，无形之中也成就了《乡土中国》一书的出版。即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读来，这本书的文字及其内容的韵味依旧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此书一版又一版地重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新一代人的阅读目光就是一个证明。
在这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本书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近乎不朽的生命力。除此之外，《乡土中国》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一个人随时可以去读，没有那么多看似高深抽象的前设以及掉书袋一般绕弯子的烦琐文献考订，而是以文字书写直接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中国本身，即一种乡土中国的存在及其变迁和转型，由此启发更多学者的思考。
3.费孝通的异域行走
费孝通前后两次去过美国，其中一次居留长达一年之久，他后来为此写下了《美国与美国人》一书。费孝通以一种人类学所训练出来的独有目光去审视这个年轻却也一样文脉悠久的国度。他以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作为蓝本，先去阐述性地尝试理解所谓纸上田野中的美国以及美国人究竟会有怎样的一副形貌，随后他也启用了自己作为一名到访美利坚的中国人类学家的独特慧眼，去审视美国以及美国的社会与文化，并由此而看出了一个基于基督教传统的移民国家的文化与基于儒家思想的传统国家实际的文化区别究竟在何处。
美国之行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深刻”首先是对于他自己的思考而言的。在这次行走中，他很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世界对于“旧的世界”不留任何疑虑地要加以彻底铲除的那种文化上的果敢和无所畏惧，由此得到了所谓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既有差异。
至于英国，是费孝通最初要去看世界的出洋留学之地，后来他又再次到访，为此写了《重访英伦》。
尽管他不会随意地用“民族志”这样的大概念去统摄他对异域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但他的观察和思考，正如其对中国母文化的观察和思考那样，是敏锐而深邃的。而今天这样一本书的价值，应该将其看成早期中国人类学家了解西方异文化的一次初步涉足之旅，是对当下的中国海外民族志而言的一种早期游记式的书写模式。
4.杂写的自由
费孝通的一生都有随时写杂文的习惯，到了晚年，随着其到处行走的频繁和时间周期的加快，这种习惯也就更为突出了。这直接表现在杂写文字的书写上，体现了一种杂写的自由，同时也体现了费孝通自己对于文字书写的态度。
我们都很喜欢费孝通所写的这些边边角角的、不被归类、不易归类，也不被太多人看重和诠释理解的小品文字。恰在其中，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中国文人学者的生活以及跟他的职业融为一体的情趣和乐趣。
在这方面，费孝通是将所谓学术性的“大文章”和更具消遣性与适合大众胃口的杂文小品放在一起去书写的，可以说大文章和小品、杂写这两驾马车是齐头并进的。因此，在费孝通七十几岁的这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在写《民族与社会》这样的大文章，同时也在写《访美掠影》这样的杂文小品。同样的，在出版《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的同时，也在写《杂写甲集》;在写《社会学的探索》的同时，亦有《杂写乙集》的出版。这种写作的节奏和做法一直持续到其晚年的最后岁月。
这显然就是一个中国文人真正的整全性样貌的生活。这种生活是随时随地的有感而发，观察的材料随手拈来，且不会拘泥于某种行文的格式或体例。这是一种在行文之中见思想的思考路径，而一种有思考的思想，又必是以文字媒介呈现出来的。文字和思想显然是形影不离的。尽管他没有每天都去写日记的习惯，但很显然的，他的每一本杂写集以及出版的各种论文集，又何尝不是他的学术生活精致版的一篇篇日记的积累和呈现呢?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概括出“文字不下乡”的高高在上、阳春白雪的功用。而民间大众更在乎文字的实用价值，因此，大众文字的书写必然会跟生活的实用之间有着一种最为紧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之后的学者试图在上述这两者之间做一种尽其所能地拉近距离的沟通性努力，并在这两者之间真正搭建起一座可以联通彼此的桥梁。这途径和做法之一便是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而其次便是以简化字来代替难写难认的繁体字，这使得大众识字率开始有了明显上升，文人传统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才日益缩小。
费孝通自己是很乐于成为这种能够真正缩小传统文人士大夫群体和最广泛的大众生活之间差距的担当者和实践者的，他也用明白易懂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学术研究的圈子之外，他的文字也有着磁石一般的力量吸引更广大读者去阅读。同时，他行文直白，从不刻意去绕弯子。在这一点上，社会文化的事情虽然复杂，但一落到费孝通的笔下，文字便极为清楚明白。
这种书写状态的修炼，显然跟他手不离笔的习惯是不可分割的。他显然并不持学界中书写矜持派的那种沉默是金的姿态，而是一种真正表达派的不吐不快。虽为此可能会如古训所谓“言多必失”而付出人生起伏不定的代价，但从自我思想的自由表达的意义上说，他又无疑是功德圆满的。他显然实现了独立思考的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不做作的表达，他的书写风格，也体现了他们那一代人对于所谓书写以及知识传播价值的思考和实际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