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关转危为安，钱壮飞截获绝密情报立了大功。(资料图片)
虢安仁
“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中统”大特务孟真的这段讲述，回溯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段“历史几近被改写”的惊险故事，幸而有党的隐蔽战线领导同志及时预警、决策，才化解了这一场特大灾难。
武汉被捕，最高机密被出卖
1931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扩散。为了跟进对地方党组织的“改造”，以张国焘为代表的“新的领导干部”被派驻各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负责安排行程，并亲自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4月24日，护送任务完成后，顾顺章滞留汉口，并擅自用“魔术家化广奇”艺名公开表演魔术。此举被王竹樵(曾在中央特科与顾顺章一起共事，后被捕叛变)识破。王竹樵立即向武汉行营侦缉处报告，逮捕顾顺章“这条大鱼”。
顾顺章被捕当天，即行叛变，像竹筒倒豆子般出卖了中共中央的许多最高机密，我党驻武汉交通机关等均遭破坏。顾顺章说：“我去年就在找机会，愿意转变”，并以自身掌握信息重大为由，要求安排“与蒋委员长商谈”。原来他早就包藏祸心，出行前便已写好了给蒋介石的自首书藏在家中，嘱咐妻子“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后来，党组织在他家里搜出了这封信。
审讯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特务何成浚等邀功心切，没有理睬顾顺章“到南京前，不要发电报走漏风声”的要求，4月24日当晚就给徐恩曾、陈立夫发了多封加急电报。
十万火急，绝密电报送上海
4月25日晚，位于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钱壮飞接连收到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写着“徐恩曾亲译”。作为一名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的中共优秀党员，钱壮飞已然预感到电报的非比寻常，他悄然利用手中掌握的徐恩曾的密码本副本，迅速译出了电报。钱壮飞看完后，大吃一惊：“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自首，如迅速解至南京，3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党中央生死存亡之际，钱壮飞沉着冷静，迅速记下电文封好电报，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周密思考后，马上派女婿刘杞夫(当时担任京沪间交通员)连夜坐特快车到上海，把情报送交李克农并转报党中央。而后，自知即将暴露的钱壮飞迅速安置联系的同志，留信警告徐恩曾勿动其家人，并迅速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4月26日凌晨，刘杞夫到达上海，找到李克农后，报告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李克农送走刘杞夫后，心急如焚。原来，4月26日恰巧是星期天，不是与陈赓预定碰头的日子，也找不到担任交通员的欧阳大汉。十万火急!李克农千方百计找到中共江苏省委，并通过江苏省委刚建立起来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陈赓，要其赶快报告党中央。陈赓迅速行动，找到了周恩来。与此同时，李克农用暗语给远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表明事态的危险。胡底接到电报，马上离开天津到达上海。
生死存亡，中央机关一天大转移
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销毁机密文件，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强了保卫并立即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第二，对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三，审慎而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4月26日当晚，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搬家。周恩来命令陈赓带领情报科全体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相机采取措施，准备反击。短短的一天之内，党的领导机关全部实现了大转移。
而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与蒋介石见面后，被徐恩曾秘密关押。未经审讯，他便将党的机密全部招供，伙同徐恩曾制定了将中共中央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计划。4月28日早晨开始搜捕，徐恩曾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但党的机关早已安全转移，只剩下一些未及时搬走的电台被抄走，一些迁移不及的公开机关遭破坏。敌人“一网打尽”的计划至此落空。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而顾顺章最终也没有得到好下场。1935年6月，被榨干失去利用价值后，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秘密处死。
“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周恩来担当指挥全局的责任，使中央负责同志全都迅速脱离险境，将这场“毁灭性的特大灾难”从容化解。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对保卫党中央作出的这一卓越贡献，得到了中央的嘉奖。直到1968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还提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幸而有钱壮飞同志在中统徐恩曾处得讯最快，所以中央机关才得免遭破坏。”毛泽东也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主要参考文献：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穆欣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统头子徐恩曾》柴夫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关于中央特科》陈养山著 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