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虢安仁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中，李克农上将似乎是其中的“另类”，终其军旅生涯，始终未在正面战场上掌管过一兵一卒。而他作为隐蔽战线队伍的领军人物，曾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以“无形”的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一场场“有形”的战争。
沉默的军队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情报战略机关，担负新的情报任务。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参与到了中共情报工作由警报性、保卫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转变的工作中。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新生的中央情报部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作为开展情报工作的理论依据，并总结情报工作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情报工作的方阵和做法：
以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心，以获取有关中央决定战略的情报为目的。具体地说，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
△李克农
不仅要获取机密的战略性情报，而且要周密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把一公开的调查研究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起来。
要注意广泛利用广大社会人士的关系，加强上层情报联络工作，把上层情报联络工作与内线工作结合起来。
此外，中央情报部与负责内部审查保卫的中央社会部“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因此，李克农长期领导我党反间谍、锄奸、肃特相关工作。
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是我党情报部门建设历程中的重要标志，也是如今国家安全部的前身。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这支“沉默的军队”，在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建立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为党中央承担着隐蔽战线，配合公开战场的职能。
从侦察兵到领军人
李克农之所以能出任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人，与他此前成功“潜伏虎穴”和长期建设党的情报队伍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929年冬，在周恩来和特科的部署之下，一支“侦察兵”秘密潜伏进入了“作战位置”。这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由李克农担任组长。这一决定基于1927年12月31日共产党中央在第25号《中央通告》中的指示，“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
1931年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即叛变。此前，他曾主持过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他的叛变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情况都将被敌人所掌握。4月25日，钱壮飞将绝密电报拿到，提前获悉了这一紧急情况，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直接找到陈赓，将警讯传递给了周恩来，为党中央紧急转移赢得了时间。
此后，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李克农回到中央苏区，在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主要负责肃清间谍、保卫中央，以及大战役后高级军官俘虏的审查处理工作。中央红军组建红军政治保卫局后，他担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后又在红军保卫局改组的红军工作部担任部长。在长征中，李克农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他和红军情报队伍调查敌情、扫除敌探，研究最新情报供党中央决策参考，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情报队伍的任务。
而对于李克农本人而言，他也完成了从“孤身潜伏”，到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情报队伍的“隐蔽长征”。
十万军情系一纸
情报工作是什么？世上广为人知的几大著名情报机关，不约而同以暗杀、色诱、渗透破坏为能，甚至在银幕上极力夸耀自己的特工形象，但我党的隐蔽战线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有根本的不同。
对于我党隐蔽战线而言，情报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能够“拉出来”为我所用，甚至转化为自己的同志，就绝不会用种种手段去“杀鸡取卵”。
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华北地区，李克农利用自身在北平的合法条件，在华北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建立情报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被李克农发展的重要情报骨干包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之、二处少校参谋石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情报员后来都成为中共的优秀党员。
△李克农
在这张情报网的基础上，李克农领导隐蔽战线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突袭华北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1946年8月初，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孙连仲令谢士炎拟定袭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谢士炎将作战计划拟好后，在交予孙连仲之前，先通过联系人将作战计划送给了叶剑英和李克农，随信送到的还有谢士炎自拟的反击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以供我军参考。经周恩来批准之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立刻根据这份重要情报组织迎战，部署反击。
1946年9月29日到10月12日期间，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起攻击，聂荣臻司令员指挥晋察冀军区各部共13个旅进行反击，歼灭敌军2.2万人并成功掩护党政机关转移，有效阻止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阴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在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华中、重庆、西安甚至上海和香港地区都以类似的方法建立了稳固的情报据点和组织，设立情报电台、交通站、交通线等联络系统，保证了陆上交通线和电台联络的畅通。这些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共获取和及时传递重要战略情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兵不血刃揽人心
做“人”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是做“人心”的工作。在李克农领导下，我党情报队伍历来重视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各派人士为我党所用，即便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可以在统一战线上发挥极大的贡献作用。
“统一战线”的诞生，就与我党情报队伍有直接的关系。早在红军胜利会师陕北之际，我党就开始着手争取张学良，需要争取张学良就必须通过做通此前俘虏的东北军高级军官的工作，作为跳板接近张学良。于是，东北军团级军官高福源进入了李克农的视野。
由于高福源思念东北故土，李克农为其“量身定做”写出了一部话剧，成功攻破高福源的心理防线，使其愿意主动向张学良传递中共立场的信息。在张学良答应谈判后，李克农亲自作为代表与张学良谈判多次，成功敲定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细节，圆满完成党中央交代的建立统战任务，为日后“西安事变”、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北平，人民群众在街头欢迎
在延安期间，李克农主持了对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的接洽工作，通过斯诺等人，成功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声音，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根据地的舆论封锁、新闻封锁，为争取国际合作和援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解放战争期间，李克农通过王玉、阎又文等情报干部成功对傅作义施加了极大影响，推动傅作义与中共合作，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使古都人民免受战火损伤。渡江战役前，中央情报部更是在李克农领导下，接连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次起义，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又在外事谈判上，为我国做出了极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李克农受党中央委派入朝，全权领导对美谈判。李克农利用谈判技巧和多年军事政治情报经验，在不能公开露面谈判的情况下，指挥中朝代表团先后挫败了美方“九项议程草案”、“海空优势草案”、轰炸代表团住所、三十天有效期限制、“自愿遣返甄别”等阴谋，达成停战协议，捍卫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以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
李克农在多年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中，运用自己高明的斗争技巧，不断在谈判桌上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成果，为革命事业避免了许多可能遭受的损失，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斗争。
回顾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李克农总结道：“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中共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