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虢安仁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革命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组织和经济领域的领导工作。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在危难之际出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率领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开展了一次次卓有成效的斗争，在保卫党中央安全和获取情报等方面立下了卓著功绩。
危难之际，26岁重建中央特科
1931年4月，中央特科发生了重大变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此人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了很多党内核心机密，形势万分紧急。
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通过李克农汇报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云。陈云立刻上报中央，并全力协助周恩来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位于武定路930弄14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临时中央机关36名共产党人被捕。危机再次袭来。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难继续生存……
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并提出：“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危难之际，年仅26岁的陈云挑起了重担，全力投入到中央特科的重建工作。
如何使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尽快摆脱叛徒带来的打击，迅速开辟中央特科新的工作局面，成为了摆在陈云面前的首要难题。他与潘汉年等同志一起，短时间内从观念、组织、制度、方式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使得党的隐蔽战线迅速打开新局面。
精简特科，重点突出政治保卫
顾顺章叛变后，大部分特科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心情，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斗争，少部分投机分子则偷偷做起了叛变投敌的密谋。形势十分危急。
“冷静、沉着”的陈云迅速调整思维，他指出，“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中央特科现在的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中央特科的工作逐步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同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陈云调整内部组织，将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不宜再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调离；同时撤销第四科（原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信联络），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3个科进行精简缩编。
单线联系，变化多端
为了汲取顾顺章、向忠发等的教训，陈云要求特科改变原有的活动方式，采取更加严格的保密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间的往来。
如规定“每个人的住所都严格限制来往人员，非指定人员都不能让其知道地址”“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更换。”他还要求特科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社会关系掩护特科工作。
顾顺章的叛变不仅摧毁了特科历尽艰辛搭建的情报网，也让敌人对我方的防范更加严密，情报工作重建难上加难。在陈云的领导下，特科一方面继续坚持“打进去”和“拉出来”，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重新建立起情报关系；另一方面，探索开创了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积极同上海各阶层同情革命的人士广建联系（如董健吾、杨度等），为我党情报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假自首”打入敌人内部
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央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并报请中共临时中央批准，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同时决定，如果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有无法掩藏身份的，在不帮助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政策。
事实证明，“假自首”有力瓦解了敌人的自首政策。一方面，开辟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最重要的是，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使他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了信任，将其秘密处死。陈云等人还经过秘密策划，对敌人的特务首脑和特科的叛徒进行了公开刺杀，这大大打击了特务和叛徒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队伍士气，也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开辟了崭新的突破口。此外，陈云带领特科人员顺利地完成了对瞿秋白、牛兰夫妇的转移和营救等保卫任务。
大模大样开铺子做假老板
经过艰辛的重建工作，一度陷于瘫痪的中央特科恢复了元气，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继续顽强与敌人巧妙周旋。这期间，陈云还有一段开铺子做买卖，当“掌柜”的特殊经历。
为了更好地掩护特科，陈云出资由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筹办了20多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陈云本人的办事机关隐蔽在上海山海关路一个名为“新生”的印刷所内。他“借了一间统厢房，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雇了一位青年工友（特科人员李士英）和几个学徒，就“大模大样地做起假老板来了”。就这样，陈云常常打扮成商人、账房先生，灵活机智地给各秘密联络地点下达任务和布置工作。陈云后来说，他的印刷所从来没有被破坏过。
△1931年的上海
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一二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则在回忆录中感叹：“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产党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在陈云同志的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显著。”
1932年3月，上海爆发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根据工作需要，临时中央决定陈云离开中央特科，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离开特科领导岗位，陈云开始了领导工运的新的革命历程。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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