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纪念馆展出的一担皮箩。 吴庆革 摄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吴祥淼
2月27日，春雨绵绵，记者来到通道转兵纪念馆，重温那段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辉煌历史。
1934年12月12日，在恭城书院，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从而避免了中央红军遭受国民党军队毁灭性打击的命运，化解了党中央面临的一场危局，挽救了红军，拯救了党，史称“通道转兵”。
“没有神奇的通道转兵，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通道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恭城书院是中国现存最完好的一座侗族古书院，经历200多年风雨历程。飞檐翘首的门楼雄伟壮观，长满青苔的石板台阶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如今，这里不仅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上百万游客来此重温历史，接受红色教育。当天，解放军驻湘某部官兵来到通道转兵纪念馆，开展“学党史守初心 强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书院屋内，两张拼接而成的桌子、7把有座次排名的椅子和一个炭火盆，重现了87年前那场改变历史的重要会议的场景。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原计划从南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到达湘西会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
1934年12月9日，在经过湘江战役的重大挫折之后，中央红军兵分三路进入通道。
此时，离中央红军出师长征不到两个月，出发时的8.6万人，已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往何处去?中国革命往何处去?生死存亡关头，当时已“靠边站”的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建议召开一个会议，以决定红军的“前进方向”。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主要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通道转兵纪念馆解说员吴晴，指着会场一个靠边的座位说：“毛泽东就坐在这个位置，那时他并不是红军的领导核心，只是列席会议。”
当时，李德、博古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红军的这一战略意图，早已被敌人获悉，并在路上布下了重重伏兵;而西边贵州“黔军”却军力不足、装备又差，且是有名的“双枪”(烟枪、步枪)兵，不堪一击。
“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当时在会上，毛泽东据理力争。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大多数人的赞同。
史料记载，当天晚上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通道溪深渡、杆梓溪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向贵州进军;一路由通道播阳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这个神奇的行军路线一转变，把几十万追击的敌军统统抛在湖南西南地区，使敌人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
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描述：“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李德在多年后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这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会议。
湖南党史研究专家、怀化市文联主席杨少波认为，通道会议作出的转兵决策，实际上是拒绝了李德当时的军事指挥，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对“左”倾军事指挥的不满和反对情绪，以及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
通道转兵，是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中国革命也从此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记者手记】
实事求是是把“金钥匙”
赵志高
红军长征，“通道转兵”载入史册。
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选择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了“出路”问题，从而挽救了红军，拯救了党。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通道转兵”便是最好的佐证。
正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中国革命才一步步走向胜利，民族才独立自主，国家才兴旺发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实事求是永远是我们夺取革命、建设胜利的一把“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