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与世情》立封
书签
芥末嘟嘟
用十年砍柴的话来说，《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是一本无意中写出来的书。
因为父母亲多年患病并接踵而逝，使得他在过去的十年内必须多次返乡看顾，这些年里每年要回湖南六七次。从十八岁负笈北上，离乡三十年间，在与故乡关联最为紧密的这十年，十年砍柴开始有意识地留意乡邦文献，关注湖湘近世人物，撰写一些解读湖湘人物和湖湘文化的文章。
近代湖湘人才辈出、蔚为大观，必须放在整个中国社会数千年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十年砍柴意识到，仅囿于湖南一隅，是看不清庐山真面目的。在他看来，湖南曾经属三面环山、北当大湖的闭塞之地，近世能成为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发生深刻影响的省份，举世瞩目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如井喷泉涌。有其时代之因缘，如俗话所言“时势造英雄”，他们搭上了历史的便车。湘籍前辈学人雷颐先生在序言中说：诚如他所说，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是在帝国应对世界之大变局全面失败中总结教训，并一点点适应的。尽管他们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不保守、不僵化，心胸开阔，善于学习。在镇压太平军中，他们先从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办军械厂，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帷幕。正是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曾国藩、李鸿章逐渐了解并尊重当时通行的国际外交准则，痛苦、艰难地走向世界。
然而在同样的历史机遇面前，有人脱颖而出，有人寂寂无名，有人半道折翼，除了才华、能力的差别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之手，十年砍柴以为，一个人能否将自己的人际关系转化为助力至关重要。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不可能凭空长大，也不可能平白无故成功，他是在自己所处的人际网络中一点点前行，寻求突破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十年砍柴在阅读晚清湖湘人物的史料时，喜欢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去观察、分析，进而从湖湘旁及其他地区的人物，挖掘和梳理他们的一辈子从家族到江湖，从本土到外地，对其影响最大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譬如曾国藩，影响其一生重要的人际关系，首先是他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并选为翰林庶吉士，进入清帝国最精英的社交圈子里——他的座师是道光朝政坛第一大佬穆彰阿，他在诗酒征逐中结识的都是大清官场的重量级人物或“潜力股”;而在与太平军交战处于焦灼期时他苦苦支撑中，其九弟曾国荃出山募兵，急兄弟之难，曾国荃的“吉字营”成为他后来最为倚仗的嫡系力量。再如李鸿章，他能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是他人生极为重要的起点;而因为他父亲与曾国藩是会试同年，他得以拜曾国藩为师，为后来的功业埋下重要的伏笔;当他遭遇人生低谷、彷徨苦闷时，已经为曾国藩的湘军办理几年后勤的大哥李瀚章及时点拨，为其指明道。
杰出的人物或者位高权重者，他们不仅仅活在世情之中，其行为对国家、对社会、对时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他们的言行，与家国之祸福大有关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谭嗣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刘锦棠、刘铭传这类人物自不必说，即使在高层政治角逐中因为私情而做出了颇受非议举动的大僚，如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其基本底色是大清的忠臣，主观上希望国家强盛，摆脱内忧外患。包括一些触发“庚子之祸”的守旧派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毓贤等人，他们的下场很惨，他们的认知和行为现在看来很可笑、可恨，而在当时他们何尝不自认是为了江山社稷那样做，内心充满着道义优越感。
对于自己的新作，十年砍柴表示：我不是在写历史类专业文章，所以不关心自己那些想法有无学术价值，也不想迎合眼下自媒体读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潮。这些写作，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年文史爱好者的内心自我观照。人年少时多喜欢读诗歌和小说，因为诗是情感最直观的表达方式，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而读史是需要有一定人生阅历的。同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事件，少年时和中年时去看，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到中年后，有着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见过许多事，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方才有一份从容与冷静的态度，才能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种种复杂性，如品一杯茶，几道冲泡，其浓淡与悠远，需要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