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智慧的深度发掘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梅珍生]

梅珍生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司马光《资治通鉴》涉及的历史重大事件为对象,深度阐发了历史兴亡存废的奥秘,是一部具有很高哲学思辨力的历史哲学著作。最近,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先志的大著《船山通鉴论》,以当代人的视野,对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深蕴的中国治理智慧进行了深度梳理,并以晓畅的语言呈现出来,是一部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优秀著作。

恩格斯曾将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力量归结为“合力”,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神秘力量,这是对历史事件演变的科学揭示。在《船山通鉴论》中,作者将《读通鉴论》所涉各种主导因素作了集中归纳与深度剖析,深得船山学说的精神。作者从不同层面对船山通鉴论的智慧进行了发掘:一是将对历史走向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观念进行了解读,如德论、法论等;二是梳理了历史活动主体如君主、宰相、将领等的得失;三是从制度得失的层面为治理提供欲求治乱之因的智慧。如,揭示了王船山对于诤谏、法的疏密缓急宽严等的反思与建议。对于影响历史走向因素的不同层面,都分析了它们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准确地再现了王船山洞彻历史的能力。

该书对王夫之《读通鉴论》的独特性作了准确的揭示。王船山《读通鉴论》立论范围与《资治通鉴》并不完全一致。《资治通鉴》起自春秋三家分晋终于五代,而王夫之的书则从秦始皇始,终于赵宋蒙元,突出了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当世立法的贡献。对于中国历史,王船山不就事论事,而是用前史证实世事,在互证中寻找历史主体活动的一般规律,有着广阔的历史视野与鲜明的时代特点。他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体现了博大的哲学智慧。尤其是作者看到了王船山以进化论的历史观作为释史、论史的基本方法,使得《读通鉴论》具有超越此前史学家们的认识高度。

作者肯定了王船山冲决一切思想罗网,对天下得失兴亡进行规律性的升华,尤其表彰了王船山“理势合一”的进步历史观。王船山认为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可知规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变,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在理势交互关系中,看到势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理固乎势”。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离合之势与治乱之势。“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同时,王船山有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他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强调不以不变的法则来对待时时变化着的社会生活。

该书回答了探寻中国智慧“为什么要向历史学习”的时代之问。王船山对于历史的功能作了科学的界定,认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历史的陈迹深蕴着治理的智慧。西人有言,读史可以明智。但王船山更强调历史智慧对于经世致用的借鉴意义,强调历史智慧的当下意义。王船山激赏《资治通鉴》:“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治国理政、社会治理从来就不是盲目随意的个人意志的自由发挥,而是在纷繁复杂表象下有着内在诱变“机枢”的,这个“机枢”就是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该书揭示了中国治理智慧的特性。中国智慧就是突出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德是国家治理的总机枢。王夫之极少就德论德,总是把德与一系列相对应的范畴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使“德”在传统治理中的地位得以体现出来。该著在德论中,梳理了德与政、德与仁、德与威等范畴、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治理中相辅相成的功能,为人们全面认识治理智慧中“德”的内涵及其特性,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国家之政虽千头万绪,但关键活动无外乎铨选、兵戎、钱谷、赋役、礼制、刑名,这些关乎国家兴亡成败的机枢中,德是根基。

总之,《船山通鉴论》一书以问题为中心,将王船山《读通鉴论》所涉及的重大历史哲学问题作了恰当归整,让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之光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对于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走向大众,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船山通鉴论》 王先志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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