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拍摄/后期 周林熙）
受访专家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肺病科副教授 邓秀娟
新湖南客户端1华声在线记者 廖慧文整理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当时的“天之骄子”，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在给友人的信中痛苦地回忆了一场刚刚过去的大瘟疫。在这场瘟疫中，曹丕的好友、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全部染病而丧。
徐、陈、应、刘等人尚属贵族阶层，下层百姓的境况更加凄惨。曹丕之弟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东汉末年，战火纷飞，疫气弥漫，死神在大地上巡视。
这样的惨事并不罕见。在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瘟疫始终伴随，成为一块不时笼罩的阴影。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爆发大规模瘟疫20次以上;北宋167年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152年里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其中明末的鼠疫，更是动荡了明朝政权。3000多年间，我国共发生大规模瘟疫约300余次。
为了生存，人类不曾屈服。在与瘟疫的斗争中，我国古代人民不断探索实践，对一些瘟疫的病因机制、发病传变和预防治疗上累积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
医学人才：在实践中摸索成长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对各种疫病的探讨，利用植物药来治疗疾病。当时的诊断与治疗是与神秘的巫术手段结合起来的，充满了原始宗教色彩。春秋战国时期，医巫逐渐分离，医生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代代相传，优秀的医生也时见记载。比如我们已知最早的名医扁鹊，还有后来的华佗、张仲景等。
在南朝宋元嘉年间，宋国政府创办了首所医科学校。到了唐代，政府在地方设立州医科学校，下设医学、针学、按摩学等专业，培养具有专门医学技术的人才。并在中央设立了“太医署”负责管理。唐代的名医孙思邈就曾在太医院工作。在那里，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到了宋代，政府大量刊行医术向地方颁发，还在中央设立了太医局、药局、方剂局等医疗机构。疫病爆发时期，这些机构医生们受政府派遣，会马上前往疫源区进行防疫、治疗。
认知：隔离、感染源与易感人群
据传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有对某场瘟疫特征的描述——“……皆相染疫，无论老小，触之发病。”古代的医生观察到，瘟疫是通过接触传播的。他们还记述：“正气存内，避其毒气，复得其往，即不干邪。”——有的人会被传染，但有的人不会。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有的人有“正气”，免疫力强;又注意“避毒气”，做好了防护，就不容易被感染。而有的人免疫力比较弱，是易感人群。
从那时起，医生们就开始有了朴素的隔离概念。汉平帝曾发布诏令说，民众得了瘟疫的，要“空舍邸第，为置医药”，也就设置了临时的官办隔离医院。这样的隔离手段在后世屡见记载：东汉的“庵庐”、清代的“避痘处”，都是将病患隔离，统一收治的地方。
控制传染病，要注意三个方面：传染源、易感人群和传染途径。古代的医生尚且缺乏病理知识，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要讲究卫生以切断传染途径。
(李时珍)
明代的名医李时珍就很注意水的卫生。他说，在山里的清泉可以直接饮用，但如果是靠近人的居住地的水源，就要烧开了再喝。
湖北省浠水县民间，还流传着北宋“医王”庞安时的治疫逸事。相传，有一年大旱，浠水县城郭乡杨家铺一带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他开的方子在别处灵验，在这里就不灵了。他来到这里一看，才发现这里的村民吃水、用水都取自污秽不堪的塘堰。于是，他找到在当地行医的弟子杨可，师徒二人一起上山找到了新的水源，砌成一眼深层泉水井。后来果然药到病除。
鼠疫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清代名医吴宣崇著作了《鼠疫治法》，提出要清洁居处卫生：“......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掩埋死去的老鼠时，要“掩鼻转面，勿触其气。”
在战乱频发或灾荒疫病流行的时期，人们大量死亡，尸体又成为了新的传染源。为了遏制疫情，古代的医生也主张对骸骨进行掩埋来避免瘟疫流行。梁太祖朱全忠曾下召称，在兵戈之地，有暴露骸骨，所在地的官吏要收殓，但凡有疫之处，官吏要检寻医方，并公示给百姓。”
治疗：方剂、散剂、熏剂和人工免疫
古代医生会用一些芳香化浊类的药物进行避瘟。东晋名医葛洪的《肘后方》就开出了一些可以燃烧、佩戴、涂抹的药剂。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列举了辟温方36首，其中就有大众比较熟悉的“雄黄丸”。而各种药物使用方式更多样了，主要有佩戴、烧熏、涂抹、塞鼻、洗浴等。
还有用来内服的方剂。在开头，我们提到了东汉末年的大瘟疫。那时，出身大家族却因瘟疫导致族人“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的张仲景伤痛不已，他立志总结前人经验，通过实践验证药方效果，最终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医医方鼻祖。
传说张仲景曾就任长沙太守。许多百姓慕名前来求医，而他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细心诊治。据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坐堂医”，和我们今天的医院“门诊”如出一辙。
明朝崇祯年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 。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最为严重，“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医生们都用伤寒法治疗，毫无效果。名医吴又可亲历了疫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推究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撰写成了全新的《瘟疫论》一书。
他在没有现代微生物学及病理生理学的情况下，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各随其气为病”“为病种种，而知气不一也”，不同的病原体感染的物种也不同。他对瘟疫传播方式的判断“邪自口鼻而入”，指出传染途径是空气传播、饮食传播和接触传播，“有天授，有传染”则指出了瘟疫可以由自然界传染给人，也可以在人之间传播。他还提出了一些实用的方剂，如“达原饮”。
中国古代的医生开出的方剂，大多是通过药物调用人自身的免疫力来抗击瘟疫。有的方剂应用面非常广，如被诊断为“肺热咳喘”这种症型，就可以用《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麻杏石甘汤”进行治疗。
更了不起的是，我国古代医生开启了人工免疫法治疗天花。天花大概形成的时期为一万年前的农业社会，在汉代传入我国。古代世界大概60%的人受到它的威胁，死亡率约为25%。葛洪是我国最早记录天花症状的医生：“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不即治，剧者多死......"此后数代医者对天花的病程都做了详细的观察。
明代，我国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揭开了人工免疫的崭新篇章。人痘接种术，就是将天花患者的痘痂研粉或脓包的组织液吹入人鼻中，使其轻度感染进而获得免疫力。
到清初，出现了专门以种痘为业的痘医，也涌现了多部对痘疹的医术专论。到这时候，医生已懂得对痘苗进行选育，选育几代后的痘苗的毒力降低，更为安全。清初医生张琰就称自己“种痘箕裘，已经数代”。后来，我国的人痘术传入欧洲，为牛痘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古代生产生活水平低下，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几千年来，战乱也很频繁。许多大瘟疫都是在自然灾害或是战乱时期爆发的。而没有一个稳定和强大的政府提供物质和人力保障，瘟疫很难得到控制。但无论身处什么时代，医者们都努力通过预防、治疗和隔离手段，试图将瘟疫控制在在有限的地域和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程度地捍卫了人民的生命，保障了文明的延续。
历史告诉我们，瘟疫可以被控制，但是很难被消灭。鼠疫、霍乱、流感，在历史上存在，在现在仍然存在。我们要时刻警惕，不能让它们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