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路带来的巨变
1949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对于长沙人也是如此。这年8月，随着程潜和陈明仁的和平起义，解放军从小吴门进城，长沙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随着解放军进城的，有一批南下干部，这是当时南方很多城市的常态，南下干部也成了一个特殊群体。进入长沙的这批南下干部，以山西人阎子祥为首，他是解放后第一任长沙市长。
他进入长沙后， 看到的是一片脏乱差的世界：
“30多万人口杂乱地挤住在6.7平方公里的狭隘市区里，仅有的7条狭窄崎岖的马路和形同蛛网的麻石街巷，到处是断头卡口，阻滞不通。没有自来水，人们只能饮用肩挑手提的河水和井水……房屋建筑简陋，绝大部分是竹木简易结构，棚户十居其一。电话难通，渡江仍靠木划，市区交通主要靠人力车。”
改变长沙交通的落后状况，成了阎子祥上任后在城市建设方面首抓的工作。仅仅两年后，连接湘江轮渡码头与老火车站(今芙蓉广场)的五一路开始修建，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采用以工代赈方式，动员五万劳动大军，肩挑手扛，于1952年建成这条长沙市中心干线。从此，长沙城以五一路为中轴分南北，进入城市史上的五一路时代。
只是，那时五一路经常处于“空闲”状态，除了一些行人与自行车，少有汽车经过。直到几十年后，它才因城市发展的需要而扩建。
五一路东端，最初连接的是民国的老火车站，1976年，随着火车新站的建设，它再次往东延伸，于1978年全线贯通。
火车新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称呼，它其实就是今天的长沙火车站。长沙第一次拥有铁路，是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粤汉铁路在小吴门设火车站。
当年的粤汉铁路，后来成为京广线南段。位于五一路东端的火车站，见证了太多长沙人的离合悲欢。63岁的作家何立伟自小在车站边长大，对它再熟悉不过。
慢车多，直快多，特快非常少，到北京就是一二次特快，都很难买到票。而且那个时候到北京还要在列车上歇一晚，很慢很慢，一二十个小时才能到。
求学，办事，访友，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归来。车站顶部的火炬，是长沙四十年来的城市标志。
工业“扩城”
与交通相伴而行的，就是城区范围的扩展。对于建国后的长沙来说，工业建设也成为这种扩展的主要因素。
1949年刚解放的长沙市，延续着民国的城区设置，市中心分为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四个区，北郊到浏阳河是会春区;东郊到鸭子铺、五里牌、涂家冲一线，是文艺区;南郊到猴子石、新开铺一带，是金盆区，以金盆岭命名;河西已有了岳麓区之名，面积虽然不小，可除了湖南大学和溁湾镇、第一纱厂的零星建筑外，基本都是农村和稻田。所谓的会春、文艺、金盆、岳麓四区，其实多是郊外，它们中的大部分区域在后来直接被改称郊区。
解放后随着长沙工业布局的开展，城市慢慢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拓展。今天“三馆一厅”所在的北辰三角洲，那时还叫“新河三角洲”，它因为清朝开通的新开河得名，新开河将湘江、碧浪湖、浏阳河连通，形成了可以停泊船只的港湾，还有一块三角洲，民国时期三角洲上开辟了湖南省第一个飞机场。
建国后除了四方坪的工业区外，在新河也陆续建了长沙化工厂、长沙除尘设备厂、长沙汽车附件厂、长沙制革厂、湖南动力机厂、湖南人造板厂等，还建立了一个油库，从而形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区。于是，长沙城北的界限从民国时期的湘雅医院，扩展到了浏阳河畔。
上世纪90年代，由于工业体制的改革，这些工厂都因改制而解体，或搬迁，或消失，这里又成为待开发的地带。21世纪初，长沙市政府在新河地区建设高档次的博物馆、规划展示馆、图书馆和音乐厅，称为“三馆一厅”，同时还兴建了占地面积110万平方米的巨型住宅区“北辰三角洲”，而这个名字也成了这一带的片区名。
在城南，有著名的长沙正圆动力配件厂和建湘烟厂，它们都是民国时期的老厂，解放后被公私合营或并购。公私合营的正圆动力配件厂成为我省的大型国营企业，初在城南路，后迁厂于南郊圭塘。建湘烟厂是长沙卷烟厂的前身，创办于1947年，原厂址在南门外的上碧湘街，生产“桃花江”香烟，名噪全市。1950年5月，长沙市政府将其购买，改建为国营建湘烟厂。次年5月，又将原新华烟厂、民生烟厂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后来迁往东南郊的砂子塘，成为大名鼎鼎的长沙卷烟厂。
此外，东风路上有湖南绸厂和长沙汽车电器厂。湖南绸厂建于1954年，从事丝绸的纺织和印染，1970年转为地方国营企业。汽车电器厂是我国汽车电机、电器行业最大的生产厂家和科研中心，1959年毛泽东主席曾来该厂视察。该厂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主要生产汽车发电机、发动机等七大类100多个型号的产品，是长沙人人皆知的大型工厂。
韶山路有长沙内燃机配件总厂，创建于1953年，该厂主要生产内燃机动力部分的汽缸盖、曲轴和三副精密偶件等，后成为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的重点大型国有企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长沙兴办的这些工厂，后来大多成为城市工业的骨干企业，从而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以前长沙工业的布局。改革开放前，长沙城区的扩展，主要是伴随他们的布局而形成。
1962年，长沙市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成立东区、南区、西区、北区、郊区五区，外加长沙县，城区范围已经大大扩展。
此后到1980年代，基本维持了这种行政区划格局，只是城区范围略有扩大。在1986年的长沙地图上，东区到火车站，大致以京广铁路为界，以东的马王堆，仍是郊区;南区到韶山南路的红星就是农场了，从今天的省政府到绕城高速，是郊区畜牧农场和园艺示范繁殖场，从新开铺往南沿江一带，除了稀稀拉拉的几个工厂如湖南机床厂、江南冶金厂、长沙冶炼厂等，地图上也是大片空白;西区除了大学城、溁湾镇和银盆岭，其它也都是农村，今天的中南大学后湖，当时是岳麓渔场，咸嘉湖是西湖渔场;北区到浏阳河。
“跨江”时代
长沙以五一路为中心分南北的城市格局在70年代初开始改变。长沙坐拥湘江，但几千年来，湘江都是城市发展的障碍而非纽带，曾经过江只有唯一的选择，靠小渡船往返两岸，此后才有轮船。1972年，长沙第一座湘江大桥建成，它跨过了著名的橘子洲，此后很多年都是长沙最重要的过江通道，高峰时每天的车流量接近10万辆。
其实，早在1912年，革命元勋黄兴就提出对长沙的规划构想：“水陆洲、岳麓山、溁湾市一带，建一铁桥往来，则居民散布，得受空旷之气。”
黄兴心中有一个他的未来长沙。一江两岸、东西相联的设想，60年后变成了现实。
现年79岁的美国华侨周义武，当年作为湖南大学土木系的教师，担任了橘子洲大桥工程指挥部的设计组副组长，他回忆当年修桥的情景时说：
"当时橘子洲西侧湘江(俗称小河)发生了沉积，面积都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劳动力，靠人，做围堰。每天24小时工地上都是热火朝天的，把参加湘江大桥的建设，看成是自己的义务，也是一种光荣。"
当年橘子洲大桥建成后，长沙全市放了4天假，东南西北四个区，每个区的市民安排一天到大桥上来参观，这座全市人民共同建设的大桥，后来成了每个老长沙人的记忆。
橘子洲大桥建成后40年，长沙第一座跨湘江隧道营盘路隧道建成通车。第二年，新增的四桥两隧全部建成，三环内过江通道增加到12条，二环内，几乎每隔3公里就有一条过江通道。
对于一些从国内外往返长沙的职场人士来说，飞机是主要的出行方式，而这个方式成为现实，也不过30年。
建国后的许多年，长沙的民用航空，使用的是位于城南湘江边的大托铺机场。这座成为长沙民航发端的军民合用机场，多年来十分简陋，由于机场航道短，周边环境复杂，一直只能降落小型飞机。每天只有几趟飞机起降，每架飞机都是30多名旅客。乘机的条件也很苛刻，需要单位开介绍信，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和群众的出行需求。
1984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提交了《要求新建长沙黄花机场的报告》，后来机场被纳入了国家“七五”重点计划，1986年破土动工，1989年建成投入使用。
刚建成时，包括国际候机口在内，黄花机场只有5个登机口，通往的城市也只限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如今，它连接着国内外107个城市，超过174条航线，每天六万多人出发或抵达。
市场经济带来城市扩展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由此带来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施行，让长沙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城区也相应扩展。
1980年12月，温州21岁的章华妹领取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在长沙，第一批个体户也相继开业，当时东区朝阳二村王应龙夫妇便是其中之一。
55岁的王应龙和妻子黄粟珍带领着5个待业子女，在东区朝阳新村的家里开起了门店，经营甜酒和缝纫的生意。当时个体经济处在初始发展阶段，民间对个体户存在歧视。王应龙坚持“我走我的路，你行你的船”，生意最好的时候，5公斤米一钵的甜酒，一天能卖出10钵，一家人靠双手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1985年，另外一项“第一”“落户”长沙。1984年，我国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第二年，长沙人也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张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之前，每次出差都要带单位介绍信，有时出差一次要对接好几个单位，就得带好几份介绍信。当时的身份证还是手写，上面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住址、编号等信息，每一个字都是工工整整的楷体字。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人员流动日趋频繁，使用居民身份证的频次也越来越高。2004年，二代身份证发行，当初那张打印甚至手写的塑封纸质卡片，逐渐变为自带智能芯片的复合材料卡片;当初只有证明身份功能的它，如今已与出行、教育、就医、社保等紧密相连。
1994年，马王堆菜市场成为第一家汇入全国蔬菜大流通网络的长沙菜市场。为缓解我国副食品供应偏紧的矛盾，农业部于1988年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一期工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及良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以保证居民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
1990年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开始营业，1994年市场汇入全国蔬菜大流通网络，外地菜难进来、本地菜难出去的僵局被打破，声势浩大的“菜篮子”革命在长沙拉开序幕。到2016年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关闭，它服务长沙人民26年。一些商贩甚至是“祖传”菜贩，一家三代鏖战马王堆。
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沙城区范围进一步扩大，旧有的区划格局再也满足不了需要，于是在1996年，长沙做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区划调整，基本奠定了今天的城区行政范围。
这一年，长沙市撤销了东区、南区、西区、北区、郊区，设立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芙蓉区以原东区为主，“收纳”了原郊区的马王堆;天心区以原南区为主，还包括原郊区的大托和雨花亭的一部分;雨花区以原南区和郊区为主;开福区以原北区为主，扩展到原郊区的福安乡、长沙县的捞刀河镇、望城县的霞凝乡;岳麓区以原西区和郊区为主。
新世纪的娱乐之都
进入新世纪，长沙人的休闲生活与城市建设相伴发展。2002年，黄兴路步行街建成，这是长沙市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北起司门口，南到南门口，全长838米，包括近万平方米的黄兴广场，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文化及旅游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被誉为“三湘商业第一街”。
2019年，与黄兴路步行街相隔不远的长沙国金中心开业，它位于长沙五一商圈和中央商务区核心位置，由2幢超高层建筑及1个大型高端购物娱乐中心组成，主塔楼高452米，成为湖南第一高楼、长沙市的新地标，购物中心也成为湖南省最大的购物、餐饮、生活时尚及零售商集中地。
而长沙河西在文化休闲建设上也不甘落后。2017年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建成，分为大剧院、艺术馆和小剧场三个单体建筑，大剧院由1800座的主演出厅和500座的多功能小剧场组成;艺术馆由9个展厅组成，展厅面积达1万平方米。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能承接世界一流的大型歌剧、舞剧、交响乐等高雅艺术表演，是湖南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建筑由获得世界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奖的英国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造型犹如一朵朵美丽的芙蓉花，绽放在梅溪湖畔，有着极致的现代美学。
新世纪后的长沙城区变化以微调为主，除了2011年望城设区，再无大的变化(各种经济开发区和湘江新区都不是行政区划)。而今长沙主城区已与望城、长沙县连成一片，在第六版的长沙城市规划中，到2020年，芙蓉区、开福区、雨花区、天心区全部，岳麓区大部，望城区和长沙县的一部，都将成为都市区，长沙市将成为市区总面积1930平方公里的大都市。
随着2017年长沙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媒体艺术之都”称号，这座城市越来越有它独特的文化、艺术与休闲范儿，它的休闲文化在全国城市中独树一帜。建国后70年的风雨，让长沙自觉或不自觉的形成了这个定位(至少是形象)，也算是一种幸运吧，毕竟，它再也不会是70年前那个承受着战乱、满眼“脏乱差”的长沙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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