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传递百姓的声音
多传递百姓的声音
梁新春
我是1963年到湖南日报社的，第二年春天就被派去跟省委分管宣传战线的苏纲同志，到宁乡农村调研采访。第一次下乡就坐苏纲同志的车，他还叫我坐在他旁边，我有点紧张。他和我拉家常，讲他年轻时闹革命的故事，我一下子就放松了。当时我们住在农民家，白天同劳动，晚上就跟他进夜校，听他给农民上文化课。他不让我写他自己在点上的活动，总是说要多报道老百姓，传递老百姓的心声。
1986年，我跟随时任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去益阳和怀化调研。他没有官相，也不打官腔，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讲实话。特别是老百姓碰到的困难，提出的意见，他都记在心里。他总结了当前农村中的几个问题，比如农村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但干部还是要发扬住到村、工作到户的传统作风。我一路听一路反复思考，这次不写致用同志下乡调查的活动，而是将他提炼的几个重要问题，写成独立成篇的短文。致用同志很赞成。回长沙后，我接连写了《欢迎干部进村来》《该留下什么政绩》等7篇短文章，每篇只有三五百字，反响蛮好。
《湖南日报》走过了光荣的70年，在省委和全省人民之间搭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祝愿《湖南日报》在新时代里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紧。
(作者系湖南日报社原社长、总编辑)
小舟同志到晚班审稿
张兆汪
1958年12月初开始，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经常来报社晚班审稿。当时，我所在的时事组和组版组、检查组同在一个大办公室工作，离他坐的地方很近，印象特别深。
第一次，时任报社副总编辑杨大治陪他来，向他介绍了三个组的组长朱果毅、申亚平、朱正平。小舟同志在朱果毅旁边的办公桌前坐下，随手拿起老朱递过来的头条新闻和社论的小样仔细审读。那时报社为上晚班的同志提供免费夜餐。晚上11点多了，老朱问，端饭菜来好吗?小舟同志问有没有米粉，得知有肉丝粉和酸辣粉，他说，光头粉就好，不用盖码子。那晚他吃了一碗只撒了葱花的光头粉，连声说“好香!”
小舟同志常来晚班，午夜时分照例只吃一碗光头粉，直到定好头版的版样才离去。有次，小舟同志问朱果毅有没有稿纸，他想写篇文章。 晚班没稿纸，老朱只好去排字车间取来打印小样的白长条纸。他边审稿边写文章，写几段就交给老朱去排成小样再改。一连几个晚上，文章写完了，老朱问他明天发表吗?他说不急，摆一摆，几天后才定稿。这就是发表在1959年1月17日《新湖南报》第一版的《介绍一出好戏》。
新闻工作者是追随太阳升起，肩负使命的人。祝愿年轻的湖南报人，在时代大潮中踏浪而歌!
(作者系湖南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实事求是不瞎吹
尹岳中
长沙和平解放后，地下党组织推荐我到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我到郴州地委机关报工作了几个月，又调回当时的新湖南报，是一个老兵了。
党报记者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提高政治站位，实事求是，和老百姓交朋友。上世纪60年代，我随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到湘潭县良湖公社蹲点，工作了近3年。有一次要上报亩产产量，公社多次计算，离亩产800斤还差二三十斤。有人说要多报点，我坚持如实上报，在《湖南日报》上也只报道良湖在前进，不瞎吹。我和当地村民感情也很深。我的住户家有个小青年叫黄春泉，很踏实，我介绍他入了党。我离开村里后，他还常来看我。村里有位孤儿，下雪天只穿条短裤，我看到后马上脱下自己的罩裤给他穿。这事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村民记得。
当了副总编辑，我一年也有两三个月跑基层。有次去花垣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要走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人只能伸开双臂贴在石壁上慢慢移动。还有次去邵东的煤矿，矿道又窄又矮，人只能匍匐着往前爬，我脊背上的皮都磨破了。
《湖南日报》是在迎接湖南和平解放的锣鼓声中诞生的。新时代，新起点，祝福它发扬优良的办报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者系湖南日报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
为宣传张家界投下『重磅炸弹』
唐大柏
我第一次到张家界是1981年，那时张家界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林场派了三个人为我带路，有两个是专门用柴刀开路的。我们一边拍照片，一边为景点取名字。天子山中部有个“一步岩”，一脚可以跨过，但有几十米深，被冬茅草盖住了。有一天我正在那里找角度，差点就掉下去了，幸亏一个农民拉住了我。在天子山，我发现了一处美景，但要在山与山之间有个落脚点才能拍下来。于是我们找一条粗铁索，从这个山头拉到那个山头固定好，然后特制一个铁丝篮子钩挂在铁索上，人坐进篮子去拍照片。
拍了很多照片后，我以《争奇竞翠》《要识桃源此处寻》《天子山》为题，首次在《湖南日报》上发了三个整版，还发了不少组照及大幅单张照片。可以说，《湖南日报》为宣传张家界投下了“重磅炸弹”。当时省林业厅和大庸县合编《张家界》一书，是宣传张家界最早的印刷品，封面、封底及画页全是我提供的照片。省里一位老宣传部长对我说：“大柏，你的照片我收藏整理了两本集子，经常看一看。但宣传得早了一点，现在游人越来越多，香港都来人了，没有地方住，连拉屎都没个厕所，好被动呀!”我笑着说：“老领导呀!新中国成立30多年了，现在才宣传，不是早了而是晚了!”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摄影组主任记者)
零的突破
周乾德
我1968年到了湖南日报社，熟悉农村，做了很多年农村报道。党报记者，最忌只看到表面的东西，要有战略思维、超前意识。我喜欢主动思考，经常和有思想的各路“笔杆子”扯谈，相互启发。
说起湖南农业，湘北的洞庭湖区是鱼米之乡，大家很关注，而永州、郴州等湘南地区山多田少，向来被认为是农业落后的地方。1999年，我参加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发现来自湘南的好几位县领导发言，底气比湘北的还足。湘南的农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带2位记者花了13天，跑遍了大半个湘南，一路采访一路讨论，甚至还临时调头回去补充采访。我们发现，湘南利用毗邻广东的优势大力发展林果等特色农业，后劲十足。比以湖区为主、传统农业发达的湘北，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活力更大，潜力更大。
采访回来后，我主讲，杨又华执笔，写一段他就念一段，不熨帖的就一起改，推出了《湘南在挑战》系列策划性独家报道，将“湘南的挑战”归结于现代农业、市场农业向传统农业、计划农业的挑战。
报道引起强烈反响。时任副省长庞道沐很高兴，他认为记者走在了省政府前面，敏锐地发现了湖南农业发展的新态势，对推动全省农业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湘南在挑战》也获得了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这是湖南日报二等奖零的突破。
不久，我去苏州开全国农村报道会议，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一位高级编辑特意跟我说，他是江西人，赣南赣北也有这种现象，我们的报道对全国都有启发。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农村部主任)
菊隐园里绘春秋
澍群
我曾两次到湖南日报社工作，前后在报社工作了17年。
我当时在编辑部的美术组，那时候报纸的美编工作不像现在使用电脑照排系统，全靠手工描绘操作，工作量很大，美术编辑的人数也不少。
报纸上一些重要的、有艺术性要求的标题要用手写的书法体;要配合版面，设计绘制题头、尾花和插图;文艺副刊要配书画作品;摄影版面要使用“栏尺”丈量、计算好尺寸，对图片进行排列、裁切、缩放加工，在图片背面及版式纸上画好缩放的对角线标注，然后再交制版出报。那时报纸的头版内容主要是重大新闻、社论等重要的政策宣传，第4版是国际新闻，这两个版的一些重要消息往往是在夜间至凌晨才由新华社的电报传送下来，因此每天晚上都要安排一个美术编辑轮流值班，编排处理这两个版的标题及图片。此外，我也会经常下到基层采访和组稿，美术记者采访就靠画速写，对一些重要的活动、重大事件经常会以速写和组画的形式来表现。
退休后，我继续以笔作犁、以砚为田，先后出版了《澍群画集》《齐白石题画诗选注》《澍群艺术文集》等作品。我今年已经95岁，但在菊隐园里写写画画，以中国的水墨宣纸来描绘祖国的变化与美好，仍然是我最享受最喜爱的事情。
(作者系湖南日报编辑部原美术编辑)
头版就我一个女记者
谢日红
我今年88岁了，1951年进湖南日报社工作时，刚好20岁。1955年至1959年，我被报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也是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等有名的记者给我们上过课。毕业后回报社一版部工作，头版就我一个女记者。
一到“三八”妇女节，我就想起那些同在报社工作的好姐妹。都是早上从食堂拿两个馒头就往办公室跑，一支笔一个本子一支牙刷两套换洗衣服就出差了。我这一辈子都没化过妆，大家有任务都抢，都想多发点稿。记得为采访一个典型，我在炎陵呆了半个月。女记者陈茵墀到一个煤矿采访，坚持要下矿井，矿上为此下了一条命令，要求那天下井的矿工都穿上裤子。
1952年冬，修南洞庭湖的堤坝，我们报道组除了组长，5个人都是女记者，其中一个还怀着孕，每人背一床被子去，晚上睡在堤坝上，铺一层稻草就是床，周围全是男民工。雨天，我买了一套邮递员穿的雨衣雨裤，穿上像一个球。我本来怕狗，那次碰到一条狗，看到我这怪模样，竟然被吓跑了。
我在这院子里生活快70年了，舍不得搬出去。一是因为院子里老同事多，互相关心，很温暖，再者能亲眼看到湖南日报70年来的飞速发展，心里舒畅。我是个孤儿，是报社培养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我一生都感恩。
(作者系湖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原主任编辑)
唤醒初心为人民服务
唐曾孝
我1964年调进报社，工作了32个年头，算个新闻“老牯子”。
1986年7月17日，我釆写了双牌县青年农民王某某办微型发电厂，研制田水微型发电机组的消息，湖南日报发了一版头条，全国有20多家报刊转载。他收到全国各地要求订货的来信5000多封，一举盈利4万多元。
次年4月27日，我在双牌县釆访去看望他，并了解其新打算。他出于感激，笑嘻嘻地拿出一封装着厚厚东西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当场要拆开看，他制止说：“您拿回去慢慢看吧!”我意识到信封里面埋有“炸弹”，立马沉下脸来，他才把信封收回去，并送我回县招待所。趁我去卫生间的空当，他又偷偷地把信封放在我放衣服的抽屉，匆匆离开了。后来，我拆开一看，里面装着1000元现金。
当时的我，想起了1956年入党时的誓言，“为人民服务”这份初心让我热血沸腾，我写报道是尽为民服务的职责，决无他求。我当即向报社领导写信，报告此事，随后将此款如数上交报社财务科。后来报社将此款转交当地宣传部，退还给了王本人。
因为这件小事，我被推荐参加了全省职业道德先进典型报告团，并出席了省委宣传系统先代会。我受宠若惊，领导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道：“谁为人民办了事，人民就崇敬谁。”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永州记者站站长)
我亲眼见证了『新湖南』巨变
罗璋
每当清晨，我在省体育场散步锻炼时，看到初升的朝阳，照在对面那高耸入云的大厦上，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新湖南”三个大字熠熠生辉，我就感慨万千。
记得那是70年前，刚刚和平解放10天的长沙城，还沉浸在庆祝的欢乐中，省委决定8月15日《新湖南报》要出创刊号。创刊的先天下午，当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新湖南报》报头手稿送到排字房时，大家欢呼雀跃，争相传阅。15岁的我是个小学徒，人小个矮，趁大家积极做着各项准备时，特地走到排版台仔细端详了这新报头字很久很久，并用手指在拼版盘中比划着，内心既高兴又好奇。
一晃70年过去了，报社的变化翻天覆地。记得刚创刊时，因为是接管的旧报馆，厂房是泥土糊的，上下两层，上层是拥挤的工人宿舍，下面工作间是凹凸不平的木板地，四处摇晃。当时还是铅铸活字版，排好的版要用纸型铅来浇铸，四台平版印刷机，其中还有一台是靠人工手摇。而现在，先进的激光照排和每台每小时能印六七万份报纸的高速轮转机一排排，蔚为壮观。
回顾过去，再看现在，报社的办公设备无不是一流的电器化、智能化、高科技，办公大楼也从过去的泥土糊墙变成了今天长沙的标志性建筑，这都令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群工部编辑)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肖欣 易禹琳 杨丹 陈薇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