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27日，曾谱写下《游击队之歌》的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去世，享年96岁。
贺绿汀(1903-1999) ，男，原名贺楷、贺安卿，当代著名音乐家、教育家，湖南邵东仙槎桥人。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早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先后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员，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
半个世纪以来，贺绿汀共创作了三部大合唱、二十四首合唱、近百首歌曲、六首钢琴曲、六首管弦乐曲、十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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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贺绿汀
文丨叶永烈
历尽沧桑，贺绿汀垂垂老矣。他说，我不能尸位素餐，我要一退到底。
泰安路是上海市区西南一条安静而短小的马路。打开一道铁门，走过花园中的水泥小路，迎面就是一幢红顶白墙的二层楼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从1956年起就住在这里，直至1999年4月27日以96岁高龄离开人世。
1986年7月，他和夫人姜瑞芝在一楼的客厅兼琴房接受了我的采访。我被他的传奇人生所深深吸引，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不屈的音符》，发表于上海《文汇》月刊。
这篇报告文学得到他的认可，我得以多次访问他，从他头发灰白到皓首飞霜。由于彼此熟悉了，他改在二楼书房跟我长谈。晚年，则在二楼卧室里，他拥衾而卧，戴上助听器，跟我聊天。
来自湖南农村的“小星星”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出生于青山绿水之中的湖南邵东县九龙岭新庵堂村。湖南的花鼓红和民歌，给他以音乐的熏陶。他也喜欢绘画。1923年春，20岁的贺绿汀考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学习音乐、绘画，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小小星，
小小星，
好象青石板上钉铜钉，
我想爬上去，
可惜天高路远不能登
这首清新、活泼、富有民歌韵味的《小星星》便是他最初创作的歌曲。
他的童心很快被大革命的烽火所吞没。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革命、音乐二重奏。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告诉我，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亲自和农民一道在乡下捉拿土豪刘子仁，让他戴高帽子游乡，又参加了当地斗争土豪劣绅大会，把土豪绑在台上，他也在台上讲了话。
1927年5月21日，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军阀许克祥下令捕杀共产党人，邵阳地区党组织完全被破坏，很多人遇难，他不得不离开邵阳到了武汉。7月15日汪清卫在武汉发动政变，他又秘密回到邵阳乡下。4天之后，他的大哥连夜从城里赶回家，说他的行踪已暴露，听说要派40杆枪来抓他，于是他又跑到广东。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随部队到海丰，在中共东江特委会宣传部工作，参加了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暴动，写出了充满火药味的《暴动歌》：
兵工农，
兵工农，
起来大暴动
后来他在南京被捕，戴上脚镣，遭到拷打。官司打了22个月，最后他被判刑，刑满后出狱。1931年2月，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穿一身布衫，不修边幅，一看就知道是内地来的农村青年，在西装革履的同学中间显得格格不入，但他举止泰然，充满自信。”他的同学丁善德教授向我如此逼真地勾画出青年贺绿汀的形象。
“贺绿汀”是他报考音专时取的假名，后来弄假成真，成了他的名字，而真名“贺楷”几乎无人知晓。
我问起“绿汀”的来历。他思索了一下说：“汀，就是水。绿汀，意思是水中一颗绿色的小石子。取这样的名字，大概跟喜欢绘画有点关系。”
在上海国立音专，他并不显山露水，却在悄悄然扎扎实地前进。
在书店里见到英国的普劳特著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厚厚一大本，他买了下来。他当时英文不算太好，音乐理论水平也不算太高，但竟然决心把这部音乐理论名著译成中文。开头很艰难，他不停地查辞典，才勉强“啃”掉了一页，但倔强的他决不半途撒手。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他一度转到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书。他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花在翻译这本书上。他的朋友廖辅叔曾风趣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武昌夏天的蚊子是很厉害的，穿袜子也不能防止它的叮咬。为了提高驱赶蚊子的效率，他于是缩短防线，把两条腿缩起来，蹲在板凳上面，左手不停地挥扇驱蚊，右手挥动笔杆子把普劳特书的英文变为中文写在稿纸上。这真是一场艰苦而又坚韧的搏斗。然而一部二十几万字的大书就这样译出来了。
一战成名
1933年秋，贺绿汀重返上海音专学习。
他的恩师黄自教授校订了他翻译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并为之作序。校长萧友梅阅后也深为赞赏，亲自给商务印书馆写了介绍信，推荐这部译作。然而商务印书馆老板认为原著出版于1889年，已显得内容陈旧，不愿意出版。
直到1934年11月27日。
这一天是上海国立音专7周年校庆，也是俄籍著名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授奖大会。
授奖大会在上海新雅酒店大礼堂举行，音乐界人士济济一堂。齐尔品手持获奖名单，步入主席台。台下的目光立刻聚焦到这位西装笔挺、皮鞋乌亮、头发一丝不乱的俄国音乐家身上。只听他宣布：“头等奖授予《牧童短笛》的作曲者贺绿汀!”
在热烈的掌声中，贺绿汀一身布衣上台，从齐尔品手中接过奖状，并当场用钢琴弹奏了自己的作品《牧童短笛》。在悠扬的琴声中，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吹着短笛，在江南水乡中怡然自得、无忧无虑地漫游……琴声征服了听众。
之后没几天，商务印书馆老板主动给贺绿汀去信，要出版他的译著。不久，这本书以布面精装印行，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部完整地介绍欧洲传统和声学的理论译著。
此后，经聂耳介绍，贺绿汀进入了电影界。1936年，他出任明星影片公司制片部音乐科长兼作曲股长，成为左翼电影工作者中的一员。他为电影《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作曲。《马路天使》里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由田汉作词，周璇演唱，轰动上海。
《游击队之歌》
1937年，“8·13”抗战的炮声响了。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到武汉、郑州、西安等地演出，宣传抗日。
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的煤油灯下，他写词谱曲，创作了《游击队之歌》。这首抗日歌曲清新，轻快，节奏鲜明，朝气勃勃，生动地刻画了游击队员的形象，迅速风靡全国。
1941年，贺绿汀参加了新四军。1943年，奔赴延安。
在奔赴延安途中，火车经过敌伪区时，为了不暴露身份，他曾为日本兵拉小提琴。在“文革”中，这成为他“当了叛徒”的罪状。他气愤地对我说：“我是化装、冒充成音乐商人经过敌伪区的，在火车上敌人把我赶到日本兵那里，日本兵要我拉小提琴，我只好拉了个小夜曲。难道在这时候我不拉，可以混得过去吗?难道可以不用化装，大摇大摆地从新四军经过敌伪区到延安吗?”
在延安，毛泽东接见了贺绿汀，称赞他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好。他担任了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
新中国成立之后，贺绿汀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就是他的母校上海音专。
“花岗岩脑袋”
1966年6月8日清晨7时，贺绿汀和往常一样，边吃早饭边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突然，他停住了筷子。广播里传出刺耳的声音：“今天，《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登重要文章——《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贺绿汀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加以驳斥。这招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对他的批斗范围也从上海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贺绿汀跟我谈起了一次“有趣”经历。
那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他被勒令跪在台上。学校里的造反派深知他是“花岗石脑袋”，为了避免在会场上遭到他的反驳，事先商定不对他问话。他跪在那里，开始走神。明亮的灯光照在舞台地板上，那地板的木纹引起了他的兴趣，学过美术的他琢磨着各种木纹的形象：这像一条龙，那像狗，像猫，像云彩……对耳边的批判声和口号声充耳不闻。几小时过去，直到主持者大喊“把贺绿汀押下去”，他还一动不动跪在那里潜心研究“木纹美术”。
每批斗一次，贺绿汀就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护。根据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给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他一年中写了50多份、20多万字的“反扑翻案书”。市革委会当即决定对他进行新式的电视批斗。
1968年3月13日，召开了全市第一次电视批斗大会。
造反派问：“贺绿汀，你为什么在1963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贺绿汀答：“姚文元当时还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且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都在，到底谁对谁错，大家可以看嘛!”
“贺绿汀你交待，你说过过去挨了日本人打，后来遭到国民党的打，现在挨红卫兵的打吗?”
“在今天开会前，红卫兵不是还在打我吗?”
“贺绿汀你交待，‘我是不会屈服的这句话说过没有?”
“说过，说过多次!”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在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
会场顿时大乱。
批斗会后不久，贺绿汀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正式逮捕，亲属都被打成“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的成员。
二女儿贺晓秋已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本来要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作曲，受他牵连，被定为“反动学生”，关进隔离室。4月4日，她作为“贺绿汀翻案集团”的“骨干”，受到严厉的审问。她像父亲一样不屈服，面对审讯者，她说：“对‘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愿意想通!”4月6日深夜，贺晓秋开煤气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4月25日，第二次“打贺电视斗争大会”在上海杂技场举行。
这一次，批斗大会又成了贺绿汀的舞台。于会咏说：“贺绿汀，老实交代你的罪行!”贺绿汀大声说：“我没有罪!”对方说：你反对毛主席;他说：我歌颂毛主席。对方说：你翻案;他说：你们才是翻案。对方说：你反革命!他说：这是诬陷，造谣可耻!
戴着“红袖标”的彪形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便动武，就从后头拧他反剪着的双臂，他痛极倒地，但很快又从地上爬起来抢回话筒。“红袖标”再夺开话筒，他又抢回话筒……
信号被掐，电视荧光屏一片雪花。
突如其来的“解放”
1973年1月24日，离春节只有10天了。贺绿汀的夫人姜瑞芝在冷冷清清的家中枯坐着，耳朵里塞着小半导体收音机的耳塞。
突然，有人敲门。来者说：“请你马上跟我到学校去，领导找你谈话。”
姜瑞芝心中一阵紧张。在那种年月，每逢过年过节，要对“牛鬼蛇神”进行训话。她赶紧拿起毛泽东语录本，以便接受批斗。
一出门，她愣住了。门口竟停着一辆小轿车，要接她去学校!在“文革”前，这并不稀奇，但自从贺绿汀被打成“牛鬼蛇神”以来，她见过的只有囚车。
轿车驶进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党委办公室的会议桌两侧早已坐满了人。上首空着一把椅子，居然是留着给她的。她的小女儿也被叫来了。
沉默片刻后，“专案组”头头终于发话了：“自从1968年逮捕贺绿汀以来，已经5年了。经过5年来的审查，贺绿汀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根据贺绿汀的历史表现，我们决定解放贺绿汀。但是，贺绿汀解放了，并不等于他没有错误。他还必须继续交代自己的问题。”
姜瑞芝告诉我，当时她感到非常突然，心想真是天开眼了。
傍晚，门口响起喇叭声，一辆小轿车停在那里。姜瑞芝和女儿、女婿奔了出来。从轿车上下来的，正是阔别5载的贺绿汀!他面目憔悴，一身破棉衣，一条破围巾，毛线衣散了的线头露在棉衣袖口外面。
回到家里，他一个一个问起家人的近况。当他问起怎么没见到二女儿时，小女儿立即搪塞道：“二姐分配在桂林歌舞团。”“喔，在桂林。”他喃喃道。过了半晌，他又问：“你们知道我这次为什么给放出来?”对于这个问题，谁也答不出来。
两天之后，一位远客造访，谜底才揭晓。
这位远客乃贺绿汀的三哥——贵阳市副市长贺培真。贺培真当年曾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一同闹革命。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陈毅、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很熟悉。1935年，贺培真作词、贺绿汀谱曲的《西湖春晓》，作为电影《船家女》插曲由百代公司灌制唱片，传唱四方。
1972年12月17日，贺培真从贵阳赴京，向毛泽东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毛泽东没见他，但委托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还送了1000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贺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
张春桥立刻给上海下达了“急急如律令”：在贺培真到达的时候，要让他看见贺绿汀已经坐在家里了。
贺培真来访时，家人实在瞒不住，便请他说出了关于贺晓秋的实情。贺绿汀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1979年1月，贺绿汀被再次任命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1988年，十届全国政协召开前夕，有关部门邀请在沪政协常委座谈，85岁的贺绿汀在会上发言：“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动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协常委，一退到底。政协不能尽让七老八十、路都走不动的人来干，要让能干实事的人来干。我不能尸位素餐。去北京开会我是最后一次啦。”
历尽沧桑，贺绿汀垂垂老矣。
他手持助听器跟我长谈。谈起音乐，他说：“音乐应当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是从心中流出来的。作曲家只有自己感动不已，写出来的作品才能感动别人。纸扎的花，是没有生命力的。”
屋里放着他所绘的两幅风景画。
1965年，他在钱塘江畔画了一幅小景，铅云低垂，遮天盖水，一片萧瑟。1985年5月，他在湛江边又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朝霞斑斓，云轻如锦，取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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