嘹亮军歌 催人奋进
《通道转兵组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型交响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图①：2003年7月20日，是湘籍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00周年的日子，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在长沙田汉大剧院联合举办纪念专场音乐会。张京明 摄
图②：田汉。
图③：1940年，田汉在长沙市留芳岭居所前与抗敌平剧队、湘剧队的队员合影。(来源《湖南百年老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战争年代，激昂的军歌鼓舞激励战士们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和平年代，铿锵的军歌给人以无形的力量，催人奋进。
《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毕业歌》……一首首军歌，历经抗战烽火，成为逾越时代的永恒经典。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回望过去90年的历史，湖南在军歌的创作、演唱、传播等方面，人才辈出，留下了诸多不朽的经典，也抒写了一个个动人的创作故事。
邝鄘填词的《国民革命歌》:从南唱到北
儿歌《两只老虎》，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八一”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就用《两只老虎》的旋律，填词创作了《国民革命歌》，成为北伐战争时广为流传的军歌。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史研究专家刘镇钰介绍，《国民革命歌》的曲子来自法国的儿歌，填词的是湖南人邝鄘。
邝鄘1897年出生于湖南耒阳。1924年6月，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并取得毕业考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为了配合这次大规模的北伐战争，鼓舞士气，动员民众，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邝鄘，根据法国一首童谣的曲调重新填词，改名为《国民革命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首军歌。
《国民革命歌》经当时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同意，作为国民革命军军歌，立即印发给各北伐部队，并迅速广泛传唱，成为人尽皆知的革命歌曲。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刘镇钰说，尽管歌曲很简单，但是朗朗上口，非常能表达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打倒列强军阀的决心，它唱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和革命斗争的目标。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挺进，《国民革命歌》唱进衡阳，飘过武汉，冲出南昌，杀入福州，北伐部队高唱着这首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
后来，邝鄘曾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暴动、井冈山会师，是红军早期著名将领。1928年，邝鄘回耒阳开辟根据地，当年6月5日，在耒阳南京桥遭敌围困被俘，次日遇害。而《国民革命歌》，成为了不朽的经典。
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从战歌到国歌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音乐家们也开始运用音乐艺术发出时代的呼声，革命歌曲的创作迎来高潮。
由长沙人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当时一首著名的战歌。
田汉是中国戏剧运动的奠基者。1934年至1935年初，田汉和夏衍合作，执笔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但田汉写完剧本后突然被捕。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用稿纸最后一页匆匆写了两节。
聂耳原名聂守信，是上世纪30年代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1935年初，中共党组织为了保护聂耳不被国民党逮捕，批准他先到日本暂避一个时期，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聂耳临行前得知《风云儿女》需要写主题歌，便找到夏衍主动请缨谱曲。
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田先生(歌词作者田汉)一定会同意的’。”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一体、铿锵有力。这首歌就是后来唱响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从战歌到国歌，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声音图腾。
田汉和聂耳合作创作的另一首歌《毕业歌》，也是当时广大青年耳熟能详的歌曲，激励了许多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毕业歌》是1934年电影《桃李劫》的插曲。《桃李劫》是共产党组织的左翼电影阵地——电通影片公司制作的第一部影片。该片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因此深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喜爱。影片公映后，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8月26日发布“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其中三首由湖南人创作或参与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为田汉作词，《游击队歌》则是邵阳人贺绿汀作词作曲。
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煤仓里写出的抗战“流行曲”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组织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祖国各地，以文艺的形式宣传抗日。其中一支来到了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一首经典的抗战歌曲在一间煤仓中诞生，《游击队歌》自此风靡全国，成为抗战时期的“流行曲”，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
今年，也正好是湖南邵阳人贺绿汀创作《游击队歌》80周年。
贺绿汀的女儿贺逸秋、贺元元曾回忆，按照父亲生前的口述：1937年10月，由马彦祥、塞克、聂绀弩、崔嵬、欧阳山尊、贺绿汀等一批著名文艺家，组成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他们从上海出发，走一站，演一站，号召全民抗战。年底，演剧队到达八路军总部的驻地山西临汾，和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在尧都区刘庄村一个小煤仓里，贺绿汀创作了《游击队歌》。
据贺绿汀女儿回忆，当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将领住在“徐家大院”，贺绿汀应该是和学兵部学兵们住在一起，他听了彭雪枫讲的游击战术后，激动不已，彻夜未眠，眼前总是浮现着高山密林、青纱帐和机智英勇的游击队员。
“这首歌和别的歌曲不一样，别的歌是先有词再来谱曲，而这首歌是先有曲子。”贺元元说，父亲在老乡家的煤仓里创作时，首先想到的是从上海到临汾来的路上，在防空洞里听到的高射机枪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由此触发了他的灵感，创作出了《游击队歌》欢快的前奏。
据村民回忆，当年，最早教唱《游击队歌》，就在八路军的总部。贺绿汀教了20多个学生，很多战士就是听着这首歌上前线的。
贺元元说，父亲曾告诉她，当时在临汾演出的时候没有乐器，只能用口哨来伴奏，有时候士兵们找不着调，父亲就用一种音叉敲一下头然后开始唱，就把调给唱准了。
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在王家坪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对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向隅创作的《红缨枪》：传唱速度比行军还快
湖南籍作曲家向隅，在1939年春创作出抗战歌曲《红缨枪》后，很快在延安和陕北地区流行开来。不久随着八路军的出征，带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在各个解放区流行开来，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喜爱和传唱。
这首歌以边区抗日儿童站岗放哨时扛着的红缨枪起兴，引入了“去打那小东洋”的主题。开始一段，以愉快的心情表达了对红缨枪的喜爱，既轻快又充满儿童趣味，倾情地歌颂了边区儿童十分喜爱的手中武器红缨枪。特别是那种天真活泼、童真童趣的特色表达得十分充分。歌曲音乐发展到高潮时，用一声具有千钧之力的怒吼，唱出了“不让那个鬼子再猖狂”的钢铁般的决心。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影响大、流传广的小型二部合唱歌曲之一。它以果断有力的节奏和富于民间风格的曲调，塑造了游击战士英勇乐观的形象。
1939年7月中旬，党中央决定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部分老师和学生、工人训练班、妇女学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共1000余人，从延安出发，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前进。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抱着抗日救亡的理想，自愿到抗日战争中最艰苦、最危险、最困难的敌后战场开展抗日工作。
已故作曲家张非，当时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曾回忆，一路上，唱着当时在延安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其中唱得最多的有吕骥的《毕业上前线》，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黄水谣”和《生产大合唱》中的“二月里来”等，此外还有《红缨枪》。
通过3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到达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大家惊奇地发现，当地的小学生已经在传唱《红缨枪》了。
湖南交响乐团组织创作的《通道转兵组歌》：浩荡长歌颂军魂
“雄师抖落千层雾，播阳河边大转兵。一条通道通远方，毛主席指引胜利的征程。”今年3月上旬，《一条通道通远方》等歌曲组成的《通道转兵组歌》，在北京音乐厅连演3场。恢宏的交响旋律与人声演唱，如江涛汹涌山风浩荡，震撼着观众的心灵。演出期间，不少观众流了泪。很多观众说，没想到长征路上发生过这样意义重大的转兵故事，原来红色歌曲也可以这么走心。5月18日，《通道转兵组歌》获得湖南省首届文化创新奖。
《通道转兵组歌》是湖南交响乐团组织创作的一部壮丽音乐史诗。该组歌取材于红军长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从而挽救红军命运、奠定遵义会议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
“《通道转兵组歌》是敢于解放思想突破常规的创作者共同的结晶。”湖南交响乐团团长、《通道转兵组歌》总策划肖鸣说，这部作品没有遵循以往红色题材创作的常规方法，而是创新性地用多个音乐故事来讲述那段历史。
金沙和孟勇是组歌的词曲作者。回想创作过程，身为湖南省音协副主席、秘书长的金沙坦言：“真的难写。当时军情紧急，没有留下太多记录。”为此，金沙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红军将士的回忆录，逐渐接近一段被历史尘埃湮没了的往事。金沙说，从中央红军出发开始长征到通道会议，两个月里是红军士气低迷的灰色时期，创作必须跳出“颂歌模式”，找到新路径。
艺术来源于生活，他们去了湘桂边的通道、桂林等地采风，扑面而来的鲜活故事与场景，点燃了创作的激情。
在通道小水村，萧克率领的先遣队遭遇埋伏，红军一个排为守住大坡界主峰，激战3个多小时，只剩下8名战士，弹尽粮绝后，集体跳下悬崖，全部壮烈牺牲。让金沙和孟勇深受震动。
在通道转兵纪念馆，年轻的讲解员讲了一个故事：一位挑皮箩的年轻小红军双脚溃烂掉了队，一名侗家阿哥将他背回家治疗，临走时，小红军留下一担空皮箩作纪念。
通道转兵纪念馆对面的犁头嘴，是两条河汇合处。当年，红军就是从犁头嘴“挺进贵州向黎平”。金沙和孟勇沿犁头嘴往西走，来到一个集镇，他们问当地人是什么地方。当地人说：“这里是播阳镇，旁边那是播阳河。”金沙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播撒阳光，多么好的名字!”在组歌的结尾，他写下了“播阳河边大转兵”“播阳河上旭日升”这样朗朗上口又寓意深刻的句子。
《初上征程》《血战湘江》《祭英烈》《翻越老山界》《路往哪里走》《喜迎红军进侗乡》《这一座山崖》《通道会议指方向》《万万火急》《一担皮箩》《一条通道通远方》11个乐章，既有宏大叙事，又有深情细腻的细节刻画，再现了红军在生死关头实现历史转折的伟大奇迹，讲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满怀信仰、不畏艰险、走向胜利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