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海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滚滚洪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中，有成功的喜悦，有低谷的彷徨，有幸福的回忆，也有扼腕的叹息……伴随着潮起潮落，这一桩桩、一件件，犹如一片片五颜六色的贝壳，静静地停留在海滩之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全民学习”运动，一扫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的阴霾，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前兆”。尽管也存在鱼目混珠现象，但那个群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则不可否定——
如火如荼的“学习运动”
一提起运动，生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的这一代人，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解放后的历次阶级斗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带来了无数灾难。也许,人们对这段岁月的记忆已经模糊。而在我看来，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全民学习”运动，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前兆”。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学习史。圣人孔子所著《论语》开宗明义“学而第一”，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以后，“学而优则仕”亦成为历朝历代不变的法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历史方位正面临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重大转换，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之所以能较快地实现经济及时复苏和全面好转，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上下重新学习、重视学习、善于学习。
然而，随着文革十年动乱的到来，学校停课、大学停招，知识分子变成了“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物极必反，1977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特别是高考制度的恢复，饱尝了十年失学之痛的一代，在神州大地上兴起了波涛汹涌般的学习大潮，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激流中。除了通过高考进行全日制教育外，电大、夜大、业余、函授、自考等成人教育也纷纷爆满。一时间，全国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座无虚席，各个层级、各种类型的补习班风靡学校。成千上万来自农村、工厂、矿山、部队、机关、事业单位的年轻人，重新走进了校门。甚至不少已两鬓白发的人也在追逐着人生学习的“末班车”。
我当年生活的地区，大学云集。每当夜幕降临，许多求学者从四面八方涌入学校，每间教室灯火通明。下课铃一响，一批又一批学员在欢声笑语中迈出校门，融入大街小巷，校园逐渐恢复了平静。不仅是大学，在各中学、中专、技校亦是如此。每次目睹如此“壮观”的场景，我都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羡慕。
正如电影《高考1977》中所描写的，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也是一名农场知青。当农场的老领导看着一批又一批知青离开农场、走进考场，内心五味杂陈。“我们把一片片荒野开垦成了粮田，你们要是都走了，今后谁来接班啊!”一位尊敬的老领导反复做我的工作，希望我作为知青中的代表人物带头扎根农场。看着一手培养我、教育我的老同志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回想起他们艰苦奋斗的创业热情、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我服从了“稳定知青”的组织决定，放弃了高考的选择，走上了自学的道路。
自学并非易事。从高中到本科，再到研究生，虽然每次都以高分录取，但个中艰辛，唯有自知。与大部分先读书、后工作的人所不同的是，此时我的肩上同时压着三副担子。在单位，我已是一名领导;在家里，我已成为父亲;在学校，我还被选为班长。工作与学习、家庭与学习的矛盾时常困扰着我，不得不艰难地进行选择。每天下班，待孩子安然入睡后，我才有时间捧起书本，学习知识;一有机会，则一头栽进图书馆，泡上一整天。我的学习过程始终伴随着工作经历，这已成为我生活的常态。
几年前，母校得知我赴任新职，特意找到了我的学籍登记表和各科目考试成绩单，编印后送给我作纪念。捧着这份历史的记录，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当年那一幕幕生动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记得那年，我查阅了所有业余大学的招生简章，只有这所学校的两个专业既是本科学历，又授予学位。尽管门槛很高，但我还是瞒着单位同事和家人，毅然决然地填报了这所名校的夜大学。考试当天，我来到学校，清澈的河流、如茵的草坪、浪漫的法国梧桐，都缓解不了我那颗紧张的心。上午两门考试结束，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我坐在河边的树荫下独自发呆，虽到午饭时刻，但却丝毫没有食欲。下午又是两门考试，结束后，我浑浑噩噩地走了两站路，才想起挤上公共汽车回家。一整天我都沉默不语，家人只知道我心情不好，殊不知背后我对这场考试看得有多么重要。
一个月后，本不抱希望的我，突然收到了学校录取通知书。此时那激动、兴奋的心情就如同许多高考学子一样，溢于言表。因为我知道，当时这所学校的录取率只有5%。
5年的本科学习生活不算漫长，但饱含着酸甜苦辣。孩子在我入学后不久出生，我常常抱着他学英语、背单词。记得有一次，我正紧张地复习第二天的考试科目，怀里的儿子吵闹不已、不肯入睡。一时火起，我把他狠狠地扔到了床角上。孩子顿时吓呆了，一双眼睛直直看着我，想哭却没有哭出来。每当想起这一幕，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毕业后，我又接着报考了研究生专业。读完研究生，我又选择了EMBA硕士课程。若不是因为工作变动，我不会中断在某大学研修的哲学博士课程。
世上的事，凡循着规律办，就会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若是突如其来的“刮风”式运动，也难免“泥沙俱下”。不可否认，在这场“全民学习”运动中，鱼目混珠现象也有不少。以开班为名、赚钱为实的学校有之;以钱换文凭的虽属个别，但也有之;把考题事先泄露而滥竽充数、“蒙混过关”的也不少。再后来，甚至还出现了涂改档案、伪造学历的，等等。我想，这就是如今“在职学历”不被肯定的重要原因。
我时常看到一些全日制毕业的同事对在职学历不屑一顾，甚至有些偏见。我还是想说一句，正是当年那股“全民学习”的热潮，一扫文革“读书无用论”的阴霾。许多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和艰苦生活磨炼、而又善于学习的人，肩负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各自岗位上推动着改革开放和时代进步。对此，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也许，这种历史现象以后不再有，但那个群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则不可否定。此话是否公道，留待历史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