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笔下 王夫之是湖南的气质担当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王玉德]

原标题:王玉德:钱基博笔下的王夫之

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玉德

抗战时期,国家多难,学校内迁,钱基博等学者辗转来到湖南的蓝田,创办了国立师范学院。在这个学院中,钱基博是一位非常有声望的,也是非常有学问的,非常负责任的教授。身在湖南,钱基博迅速把注意力放在湖南的文化上,审视与研究湖南学术思想,到校不久就为学生作了一场《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报告,从屈原、周敦颐讲到李东阳、王夫之,从曾国藩、罗泽南讲到郭嵩涛、谭嗣同。在此基础上,钱基博撰写了《近百年湖南学风》。

由《近百年湖南学风》,笔者注意到:钱基博非常推崇王夫之的为人与学识。他以王夫之为榜样,塑造自己的形象,走完刚直不阿的一生。钱基博在谈论王夫之的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学术立场与人生价值取向。“内圣外王,在湘言湘,岂徒为诏于来学,抑亦自振其衰朽。”钱基博通过宣传王夫之,希望蓝田国师的大学生们,特别是湖南籍的学生们,向王夫之学习,做新时代的王夫之。“凡我共学,倘能恢张学风,绳此徽美,树规模,开风气,以无忝于前人,岂徒一校之私以为幸,国家景命,有利赖焉。”

一、王夫之的两个特点

钱基博把王夫之称作湖南开风气的人物,他在《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说:湖南历史上,能够“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而辅世长民”者,有两个人,一个是宋代的周敦颐,一个是明代的王夫之。这两个圣贤级的人物有所不同,“周敦颐以乐易恬性和,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故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儒夫有立志;闻敦颐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也。敦颐,道州人;夫之,衡阳人。湖南人而有此,匪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

钱基博用比较的方法,概括了王夫之人生的两个特点:

1.“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

钱基博认为王夫之在艰难时世,践行了《周易》中“遁世无闷”的精神。“周敦颐生当太平,王夫之身历世屯”。所谓的“屯世”,典出屯卦。

众所周知,王夫之在明亡后在衡阳举兵抗清,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在石船山下潜心治学。钱基博描述说:王夫之“以明庄烈帝崇祯十五年举于乡”,“既一仗桂王,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失意中的王夫之在深山之中矢志于国学,不畏条件艰苦,做了一场大学问。正如钱基博陈述的:“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周敦颐光风霁月,饮人以和;夫之则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周敦颐以道自乐,从容涵泳之味洽,夫之则历劫勿渝,厉世磨钝之节坚。”

钱基博感叹地说:“翘企高风,诗不云乎: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钱基博认为王夫之有士人的气节,特立独行的情操。“清盗诸夏而抚定之,搜访隐逸。次第登进。虽顾炎武、李颙之艰贞,而征聘不绝于庐,独夫之深閟固藏,邈焉无与。”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余论》再一次肯定了王夫之“槁饿荒谷,志行坚卓”的精神,但又说王夫之“执德不宏”。“执德不宏”是什么意思?待考。

2.“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

(1)王夫之的“人极”之学

钱基博认为王夫之是坚守的孔孟正道,以仁与礼为本。“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义并称。盖圣人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而外之莫急于礼。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也。”

钱基博探讨了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认为“其学出于宋儒张载,载著有《西铭》《正蒙》等书,其学以仁为宗,以礼为体,而深信周礼为必可行于世。夫之则注《正蒙》数万言以讨论为仁之方,为《礼记章句》数十万言以阐明记礼之意。”

(2)王夫之的“苦学”

钱基博注意到王夫之的身上不仅没有旧式“党人”的习气,而且讨厌“党人”的空谈,批评“党人”的攻伐,而坚持走自己的学术道路。“,目睹是时朝政,刻覈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日寻于恩怨;发而为文章,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以求反唇,用是其身长遁,其名翳寂。”这方面,王夫之正是钱基博的榜样。钱基博一生不拉帮结派,不树山头,不喜欢高谈阔论。

以上两个特点,钱基博归纳为“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上述第一个特点,“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最能体现“有坚强不磨之志节”;第二个特点,“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最能体现“有独立自由之思想”。

二、“绍休前人”的两个方面

钱基博认为王夫之的精神有很大的人文价值。“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儒夫有立志”。“儒夫有立志”,这句话好理解,读书人应当效仿王夫之,立圣贤志。如何现解“顽夫廉”?

钱基博提出,湖南有王夫之,不仅仅应当作自豪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应当“绍休前人”。如何“绍休前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夫之以后,清代以来湖南精英的表现;二是时值抗战,抗战中的湖南人应当如何表现,这方面钱基博做出榜样。

1.清代以来的“绍休”

钱基博对清代以来的“绍休”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说:“降而晚近,世变亦益亟矣!百年以还,欧化东渐。挠万物者莫疾乎风,君子以独立不惧。而习尚之所蒸,抑有开以必先。汤鹏尚变以自名一子,魏源通经而欲致之用,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扶危定倾以效节于清,郭嵩煮、谭嗣同、章士钊变法维新以迄于革命。新旧相劘,问学殊途,而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谭嗣同》一篇中,钱基博记载谭嗣同受到王夫之的影响,并继续了王学。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俶闻张载之深思果力,而发之以王夫之之精义,幡然改图,于是著《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道之大原出于天也。《王志》,私淑船山之意也。”他在《三十自纪》,谈到的《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王志》是年轻时未完成的手稿。谭嗣同为学,专主《船山遗书》,敬奉王夫之,赞同气说思想,喜谈名理,推崇王夫之,在《仁学》卷上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2.抗战时期的“绍休”

钱基博勉励自己,要坚持学术,接地气,以湖南的先贤为动力。于是,他“上推周敦颐、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而行毋绳以求备”,“人不拘于一格,大者经文纬武,次则茹古涵今,略其是非功罪之著,而彰劬学暗修之懿。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用之则辅世长民,不用则致知穷理。”

钱基博认为学者应当有时代的担当精神,应当比先贤做得更好。过去,罗泽南在湖南教学生,成果斐然。今天,我们这些学人,用国家的钱,教许多学生,应当比罗泽南做得更好。他《导言》的结尾说:“昔罗泽南以一老诸生,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学……。而其弟子王錱、李氏续宾、续宜兄弟,杀敌致果,卓有树立。吾党身厕上庠以糜大官之廪,所凭藉什伯于罗氏师弟,则所树立亦必什伯于罗氏师弟,乃足以副国家之作育。景行行止,在吾党好为之耳。尚乃勖哉,毋陨越以遗前人羞。”

在国立师范学院时,治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钱基博的身体也不是太好。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写作,撰写了《我记忆中所认识之湖南学者》、《周易为忧患之学》等文章。1939年应李默庵将军之请,赴南岳讲述《孙子兵法》,意气风发,鼓舞人心。稍后成《孙子章句训义》。1944年长沙失守,日寇长入腹地,兵临城下,师范学院奉命西迁溆浦,而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当时驻守湘西的王耀武将军闻讯,驰书先生,劝其后撤,而先生不为所动,自谓“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人站得起也”,又云:“我留此岂能真有造于一方,不过藉此练胆练智以自验所学,无负余生而已矣。”足见先生之欲以身殉国,决非逞一时之意气,盖其素所蓄积者如是。其后湘西雪峰山之役,我军大捷,寇退危解,而此番之举,却是先生生命史上最见肝胆最具精神之一页。

钱基博在蓝田国师多次演讲,谈论王夫之,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当时的轻年教师张舜徽也在蓝田工作,也对王夫之产生了无比敬重的感情。张舜徽也研究王夫之,撰写了相关的论文,如《论王夫之的博大治学气象》,并且以王夫之为楷模,做有气象的学者。

此外,钱基博对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较为推崇。他认为11-14岁的学生了解史部类经典,应读此书。他建议“王船山《读通鉴论》,每一篇未授之先,可先使检《通鉴本事》,各抒所见,然后授以王氏之论。看其是异是同?如异,则使之申论已见,辟去王论而札记之。如此,必能有所悟入也。”

由于钱基博与王夫之的治学方向有较大区别,所以,钱基博研读王夫之的书不多,钱书中也较少引用王文。因此,《近百年湖南学风》是了解钱基博笔下王夫之的重要文章,值得我们注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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