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保靖县吕洞山镇，演员在表演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节目。当天，保靖县组织开展了文化惠民进万家暨春节慰问演出活动。 张承印 易果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台上的电影演得火热，台下看电影的寥寥无几;摆放整齐的簇新图书，一连数月无人问津……在我省的一些农村、社区，公共文化资源遇冷的场景令人尴尬。
近年来，湖南不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力度，通过“送电影下乡、农家书屋、送戏下乡”等，免费将各种文化大餐送到老百姓家门口。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对文化的渴求，但也应看到，一些地方未能充分发挥文化惠民的功能，群众并未从中得到实惠。
送到家门口的“文化大餐”，为何叫好不叫座?连日来，代表委员们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应祛除“文化活动摆在这里，老百姓爱来不来”的“衙门作风”，真正落实到“服务”上，鼓励和引导群众担当主角，真正让文化下乡，文化入心。
尴尬现状：电影“空放”，书屋“虚置”，文化下得了乡却入不了乡
在“送文化下乡”中，电影占了“大头”。去年，湖南累计在14个市州的4.2万个行政村放映电影54.63万场次，平均每个村一年放映了13场电影。
“到我们村来的放映队，放得倒是蛮热闹，可是没什么人愿意看。”省人大代表、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党支部书记梁先平坦言，现在大多数村民家里都有电视，不少人还买上了电脑，鼠标一点，坐在家里就能看进口大片。“谁还会去广场上看露天电影呢?”
农家书屋也同样在一些地方遇冷。自2007年试点开始，我省已投入资金近9亿元，在全省建成标准化农家书屋4.4万个，每个书屋配置1600多种出版物，覆盖每个行政村。然而，省人大代表、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居民樊富强发现，大多数老百姓对农家书屋“不太感冒”：“书屋内的书籍内容陈旧，更新缓慢。现在的各种技术日新月异，农技书籍内容跟不上，看了也没用。”他还注意到，电脑编程教材、全英文辅导书等大学教科书竟成套地摆在一些农家书屋的书架上，“农民怎么看得懂?只能躺在那儿积灰。”
一边是广场舞、麻将场热热闹闹，一边是图书屋、文化馆冷冷清清。原因何在?
“你送的他不喜欢，他希望的却没送。”省政协委员、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雷鸣强认为，我省公共文化服务往往是“送”多“种”少，“旧”多“新”少，“俗”多“雅”少，有时一场电影只有几人观看、送戏下乡年年老节目、农家书屋常年一把锁。而大家喜欢的网络文化消费、互动性文化活动、高雅艺术欣赏、珍贵文物观赏等，却是“想要看你不容易”。
代表委员们还谈到，有的地方满足于硬件投入数据，忽略了实效。前些年湘西某县各乡镇文化站均按“标准化”要求配置了萨克斯，但至今没有人会用，高档乐器成了摆设。文化惠民工程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花巨资、花精力却费力不讨好，文化下得了乡却入不了乡。
此外，政府也没有建立相应的评估考核机制，文化场馆被挤占、挪用情况时有发生;乡镇、社区文化专干常常兼着好几个岗位的活儿，连安排日常文化活动都无暇顾及，更不要说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
对策一：让公共文化服务的“遥控器”真正握在群众手中
人有酸甜辣咸的口味偏好，公共文化服务自然也应该尊重老百姓的多元化需求。代表委员们认为，要建立“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方式，聆听老百姓的心声，文化资源配置的效率才能更高。
“过去单向‘送文化’，就是我们以为农民需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拼命送这个、送那个到基层，却很少认真思考一下：究竟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呢?文化服务送下去有没有人喜欢?”省政协委员、岳阳市文广新局副局长范泽容说。
“我们不能只凭上面‘一头热’，把一些不适于农村和农民的东西硬塞给他们。”她提出，要探索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把“遥控器”真正交到群众手中。比如，利用大数据调查群众的文艺喜好和文化需求，再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活生产规律，制定“私人化”的文化产品内容、时间和地点。
“近年来，湖南开始探索建立政府提供‘菜单’、群众按口味‘点菜’的新模式。”雷鸣强委员介绍说，不少基层文化服务机构通过群众网上预约、市县文化服务中心审核配送的方式，开展“你点我送”的文化服务，把文化下基层的“点播权”和“选看权”交给了群众。
可是这与群众的需要相比仍有距离。范泽容、雷鸣强委员建议，一方面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选择方式，可以通过“文化加油站”、“文化惠民卡”、“文化集市”等，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要改变政府文化机构事事包办的运作机制，通过文化产品政府采购、文化服务项目外包，利用好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要精准，也要引领。”雷鸣强委员还特别指出，在满足老百姓“接地气”订单的同时，政府还要善于“导入”一些“高大上”的文化产品。满足了当地老百姓爱听花鼓戏的需求，再适当引导大家听听交响乐、看些好书，久而久之，一定能涵养一批情趣高雅的新观众。 “一方面自己的需求能得到精准回应，另一方面能不断调适自己的口味，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老百姓才会真心点赞。”
对策二：把文化的种子“种”入乡村大地，让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公共文化服务搭的是台，要唱好戏、唱大戏、把戏一直唱下去，还得要靠群众自己。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只有让群众在基层文化活动中唱主角，让他们的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文化惠民工程才能深入、持久、有成效。
“我从小就看村里的汉剧团表演，这是我们土家族的传统文化，被列入了州级非遗项目。但因为缺钱缺人，现在只能在有红白喜事时，才能看到汉剧班子唱场戏。”省人大代表、龙山县召市镇双进村村民杨梅香颇为惋惜地说。
“与其投入重金营造新平台新阵地，不如用足、用活、用好现有的阵地和平台。”杨梅香代表认为，应当盘活本土资源，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加强，让基层群众成为基层文化建设的参与者、生力军。
她的观点得到了樊富强代表的认同。“其实我们身边都藏着各种文艺骨干，他们农忙时是‘泥腿子’，可登上舞台，却变成‘艺术家’。”他认为，要培养农村居民自己的文化队伍,首先抓紧各级各类文化带头人的培养，通过文化带头人的组织协调功能，培养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让文化的种子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传之久远。
“目前全省组建了文化志愿服务团队723个，登记在册的文化志愿者人数已突破7.4万人。”省政协委员、空政文工团独唱演员易秒英建议，把这支文化志愿队伍用起来，让他们在服务基层文化的同时培养一批基层文艺骨干，为各地建设一支“永远不走”的农村文化队伍。
代表委员们还建议，要选拔具备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具有组织协调能力的“文化人”担当基层文化工作者，发挥他们在文化惠民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引领、协调作用，广泛发掘和利用各种文化资源，繁荣民间优秀传统文化。
对策三：搭乘“互联网+”，把最新的、最有吸引力的、最优质的文化产品送到农村去
基层特别是偏远贫困农村，受交通、资金等条件限制，怎样才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文化的“饕餮盛宴”?代表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一个答案：“互联网+”。
“在‘互联网+’时代，时间、空间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想尝‘文化菜’，它随时在那儿等你，不离不弃。”范泽容委员风趣地说，可以运用云计算、云存储、大数据，整合全省各文化景点、博物馆、纪念馆，群众文化场馆、专业院团舞台作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文化产业机构等资源，建设一个全方位覆盖、多终端访问、跨平台、多通道的公共文化信息平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需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和电视，接入到这一平台，就能自由浏览省图书馆的经典藏书，观看省歌舞剧院的精彩表演，鉴赏省博物馆的稀世珍宝，这就是未来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方向。”
樊富强代表认为，对公共文化服务而言，“互联网+”引发的不仅仅是支撑技术上的变革，还是服务理念上的变革、管理方式上的变革。有关部门需要将公共文化服务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转型升级，与现代科技深度结合，通过“网络快车”，将最新的、最有吸引力的、最优质的文化产品送到农村去，真正提高基层群众的文化享受水平。
他还分享了浙江舟山的“妙招”。在“互联网+”的运用上，浙江舟山把“淘宝”模式带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中，在全国率先推出“淘文化网”，让各类生产文化产品的文化团队到“淘文化网”去当“店小二”，让各类需要文化消费的组织单位和团体去“淘文化网”担当“亲”的角色，可以自由选择，下单，完了还能评价，而掏钱的正是手头掌握文化事业经费的文化部门，即：“百姓点单、政府买单、团队竞演”的运作模式。
截至2014年底，在“淘文化网”上已有社会组织、文艺团队等提供文化服务的注册单位52家，参与服务人数达1436人，提供节目菜单437个(场)。
“当然，前提是为基层搭建好公共文化服务的设施网络。”代表委员们表示，要集中力量打通贫困边远地区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公共文化资源更多向基层、向贫困地区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