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那些风云际会、云兴雷奋的近现代历史，在流淌不息的湘水西域，古城长沙岳麓山之上，有座岳麓书院，已经静静躺在这里一千多年了，如此安详。
2015年5月26日。夕阳西下，燥热褪去，岳麓书院的庭院复归平静。“和平的狮子袁隆平丛书”第一部《稻可道》作者方志辉，在“千年学府”的书院大门前，安静地等着书院的掌门人、湖湘文化的领军人物、大儒朱汉民院长。陪同方志辉一起等候的还有中南大学教授颜爱民、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教授肖长江、知名企业家龙泽、青年作家枕戈等一群热爱国学、弘扬国学的践行者。他们都是岳麓书院的常客，也是朱院长的座上宾。
朱汉民院长踏着书院正门的台阶缓步走来，方志辉赶紧迎上前去，拿着这本新鲜出炉的新作《稻可道》恭恭敬敬地送到朱院长跟前，说：“这本新书特意请袁隆平院士签名了，赠给岳麓书院，希望您抽时间给我指点一二。”
朱汉民说：“哪敢，哪敢。这礼物很厚重，我先拜读拜读，学习学习，我们边走边聊。”
颜爱民：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圣殿
岳麓书院在最后一抹光辉中隐去了它的身影，方志辉感受着书院的庄严、神圣和分量：
湖南国学践行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南大学博导颜爱民教授声称，岳麓山为湖湘文人心中的“耶路撒冷”，而岳麓书院则是湖湘文化的圣殿。
岳麓书院的大门有幅对联：“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气魄宏大，响彻大地，从历史的角度概括了岳麓书院的功绩。
近千年来，湖南人在这座书院里潜心学问，最后在民族存亡最艰难的时刻，使湖湘文化厚积薄发大放光彩。而岳麓书院培养的人才，更是左右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但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机的狂轰滥炸，岳麓书院也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屈辱。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的反传统浪潮也使这座儒家的圣地斯文扫地。
改革开放后，岳麓书院的古建筑得到修复，并恢复了弦歌千年的办学传统。作为湖南大学的一个学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岳麓书院顶着商业化浪潮的喧嚣以及大学“行政化”的压力，艰难前行。
而被世人称道的湖湘文化，也一度迷失了方向，不知所措。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方志辉在传播杂交水稻的过程中，也千百次思考过湖湘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经历了近百年的反儒家浪潮后，国人不曾想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震惊世人的一件大事，就是在2013年11月26日视察圣人的故乡曲阜，几乎一锤定音地为儒家彻底平反了，并再次把儒家思想推到了国家舞台中心。
一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略有失意的书院，再次成为国人瞩目的中心。2013年9月28日，岳麓书院重启祭孔大典、“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活动，让世人感觉中华传统文化原来离我们如此之近，如此温情脉脉。
作为共和国成立后，乃至民国以来百余年的首任书院院长，朱汉民恪尽职守，对儒家书院传统的恢复，劳苦功高，正载入史册。
方志辉：湖湘文化发源于稻作文化
谈及近现代的湖湘文化，很多人都会这样评价湖南人：湖南人会读书、会种田、会喂猪，会打仗、会从政。改革开放市场大潮兴起后，以“远大”、“三一”、“科力远”、“太阳鸟”、“隆平高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湘商崛起后，湖南人又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湖南人还会从商!
方志辉发现，湖湘文化要么被过于耀眼的军事政治文化的光芒所掩盖，要么被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兴起的商业文化所覆盖，却忽视了“会种田”的文化。
而湖湘文化原本就发源于稻作文化，耕读文化是最古典的湖湘文化。当代，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后，湖南人再次把稻作文化发扬光大，甚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袁隆平又何止是“当代神农”，袁隆平的美名已经传遍五湖四海、整个世界!
有人说，安稳的日子里，湖南人是一把农耕的好手。闲暇的间隙中，湖南人是一群读书的骄子。战乱的困局下，湖南人是一批治世的能臣。危亡的国难前，湖南人是一根顶天的梁柱。卸下盔甲，远离战争，在和平的日子里，种田确实是湖南人的拿手好戏!
而与游牧文明、工商业文明相比，农耕文明表现为：顺应四时，道法自然，敬天爱人，尊道贵德。人们播撒的是种子，收获的是果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表达的确实是一种和平的精神!
但回到古代的田园生活已无可能，守着一亩三分地，已无法应对现代膨胀的人口增长。袁隆平能够提升稻作文明，是因为他依据植物的“杂交优势”，发明了杂交水稻，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击退了饥饿对人类的威胁，保障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
就这么一颗看上去似乎不起眼的水稻种子，有人这样评价：“可以说，除了杂交水稻之外，中国在现代科技领域里，暂时还找不出第二个连续领先世界40多年，而且还在继续领先着的科技项目。”
这是被一粒种子改变的世界。在国际上，人们甚至把杂交水稻当作中国继四大发明后的第五大发明，称能够增产20%的杂交水稻为“东方魔稻”。
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亲传弟子、中青年农业科学家，二十多年以来，方志辉为推广杂交水稻，足迹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并在30多个国家种植杂交水稻，洒下辛勤汗水。在很多亚非拉国家，他俨然是一名水稻外交部长，享受超高级待遇，时常受到他国总统的接见。
更重要的是，方志辉见证了湖湘稻作文明复兴和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历程，并以自己的亲力亲为，体现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以一粒种子平天下的精神。
在这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方志辉身上湖南人的使命感被激发出来，他觉得很有必要用一本书把袁隆平等科学家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的“跨国奋斗史”，把他们的酸甜苦辣，把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记录下来，把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的大无畏精神展现出来。
去年的3月4日，袁隆平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表明生物技术推动世界和平也受到关注。3月27日，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声音：“拿坡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的时候，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方志辉以亲身经历感受到：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太需要一个文化符号来代表这个伟大文明古国的新世纪形象了。湖南青年学者、作家、大同思想网总编、《稻可道》策划人枕戈提议，就以“和平的狮子袁隆平”的名义出一套丛书，整体来反映科学家们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的形象，中国人崛起于世界的形象。
方志辉认为，北纬30°这个地带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中国的道家学说诞生在南方，是因为这里的气候最适合灌溉种植，适合水稻及其他植物的“道”之发生。种植水稻，本身与天体运行造成的节气变化、四季循环息息相关，故稻中有“道”。
在湖南的永州的玉蟾岩，发现了14000年前的野生栽培稻：在湖南澧阳平原的彭头山，发现了7800年前的稻壳与谷粒;在湖南常德城头山，发现了6500年前保存完好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湖南是无可置疑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明的起源地。
而在中国文化中，惟“道”至大。儒有儒道，佛有佛道，道法自然。诗有诗道，医有医道，茶有茶道。书有书道，画有画道，琴有琴道。商有商道，武有武道，兵者诡道……
最后大家认同，以《稻可道》作为书名。即，袁隆平的努力提升和创新了稻作文明，弘扬了湖湘文化，乃至可以上升到中国哲学——“道”的高度。
《稻可道》看似讲的是袁隆平发明水稻，讲的是袁隆平和他学生们推广杂交水稻和造福世界的故事，却又无不是在悟道、弘道、布道，宣扬和平之道，阐释做人做事的道理。
道可道，非常道。稻可道，无穷道。
龙宇翔：袁隆平是中国“水稻外交”的核心人物
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近代中国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革命、改革，试图变“道”图新。
在谈及袁隆平院士时，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教授肖长江对记者说：“湖南人会种田，但并不是因循守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空里循环往复。袁隆平把湖湘稻作文明发扬光大，一开始就注入了异质文明，这就是现代的科技文明，以及工商业文明。”
1970年，袁隆平提出“用远缘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思想。在那个简单寻常的秋天，在阳光充沛的海南岛，在三亚的一片野沼中，他的两位助手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野生稻。这可谓是杂交稻的“实物鼻祖”，他的理论构想需要通过野生稻得到兑现。
袁隆平给取名为“野败”：“鉴于它是一株野生的碘败型花粉败育雄性不育株，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野败’吧。哈哈，‘野败’，我们的又一份瑰宝!”在庄志霞所著的《袁隆平传》中，这样记录下袁隆平的惊喜。
“成”，源于“败”。科学因“败”而胜。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报告，正式宣告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随后又相继攻克了“优势关”和“制种关”，杂交水稻开始了大面积推广种植。
中国科技界，迄今没有一个人获得袁隆平那样多的国际国内大奖：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世界粮食奖、沃尔夫奖、马哈蒂尔科学奖……他不仅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而且有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
而生物技术日新月异，推进到了分子工程的水平，也就是时下世界空前关注的“转基因”技术。但目前还没有一个转基因水稻，像袁隆平的杂交稻那样是用来增产的。
袁隆平的成功，当然有大自然赐予的因素。“杂交”其实也是大自然的普遍现象。但绝非农耕文明时代的坐享其成，而是在现代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有针对性、有目的地“杂交”，注入了人类强大的研究动力，甚至可以说是征服自然的雄心。
科技强国，工商富民，西方国家依靠这两大利器，迅速实现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
这也体现在袁隆平的毕生事业中：他发明杂交水稻后，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完成了中国与世界的第一笔知识产权交易;中国第一家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农业高科技公司——隆平高科的上市，既推动了杂交水稻在全世界的传播，也参与构建了中国的商业文明……因而，袁隆平院士对中华商业史的作用也不言而喻。
近代西方人以重炮利舰开路，商业征战紧随其后，充满了太多的血与火，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商业征战，显得文明温和多了。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宇翔在《稻可道》的序言中说道：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认为，中国是唯一具有天下情怀的国家。虽然近代以来，尤其在二战中，中国饱受外国人的侵略，饱受现代杀伤性武器的祸害，但中国和平崛起后，没有给其他国家输出战争、灾难、毁灭性武器，却送给了世界人民解决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的杂交水稻，体现了中国人博大的天下情怀。袁隆平正是中国水稻外交的核心人物，是中国进行和平外交的一个象征性人物。”
方志辉在隆平高科成立后，上任公司董事兼国际贸易部总经理，负责的就是国际市场的开拓。这个过程中，他亲身体验到，中国人扮演得更多的是扶助弱小国家的角色，中国人确实是在传播一种和平的精神!
袁隆平在他的序言中回忆到：
“在缅甸中央农业研究院的水稻实验室，我和我的学生邓小林、毛昌祥等人在水田里工作。因为缅甸人信佛，不杀生，那里的水田到处都有眼镜蛇。有次冷不防从抽屉里窜出8条小眼镜蛇，至今让我心有余悸。在热带雨林里，还要与吸血的旱地蚂蝗作生死斗争。这些惊险的场景不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身上，而是发生在我们的水稻专家身上。”
因此，他认为：他们是一只只热爱和平、不畏艰难、敢于拼搏奋斗的狮子，值得世界人民尊敬。
在这种大国担当和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得到激发;而在工商业文明的撞击下，以三一重工、隆平高科为代表，湖南人的小农意识一扫而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意识、霸蛮精神：湖南人志在天下，逐鹿全球。
朱汉民：袁隆平院士是湖湘文化发展的标杆人物
5月28日，记者再会朱汉民院长，他说：“翻阅《稻可道》后，感慨良多。无疑，袁隆平院士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位标杆人物：是继曾国藩左宗棠等第一次湖湘文化复兴、毛泽东刘少奇等第二次湖湘文化复兴后，湖湘文化第三次崛起的象征人物之一;是军事政治文化之后的科技商业文化的典型人物，是湖湘和谐文化的代表人物。”
近代璀璨的湖湘文化，无疑都是中西文明碰撞的结果，显示出一种“杂交优势”：
曾国藩、左宗棠创造的湖湘文化，是湖湘儒家文明与工商业文明融合的产物;毛泽东、刘少奇一代创造的湖湘文化，是马列主义与本土国情结合的产物;袁隆平创造的湖湘文化(隆平文化)，是湖湘稻作文明与现代科技、工商业文明结合的产物。
所谓“杂交”，是指既要保守自己的文明基因，又能融合新的文明基因。
曾几何时，满清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融入世界历史的现代进程，只改器物而不改制度，结果就是被动挨打，割地赔款，直到满清大厦倾覆。
曾几何时，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浪潮甚嚣尘上，到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革了中国文化的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过度的商业化浪潮几乎斩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整个民族都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自我。岳麓书院的文脉也差点在文革中中断。
过度的保守中国传统文明和制度，和过度的激进反传统、全盘西化，都不得要领，不是中庸之道。
而袁隆平当初以安江农校一教师身份，却通过栽培稻与野生稻的杂交，大获成功，不但开创了杂交水稻技术领先世界40多年的水平，而且通过国家层面的援助合作，以及隆平高科在全世界范围的商业征战，把杂交水稻播种到南亚的热带雨林、非洲的大草原以及太平洋的岛屿上。这难道不能给你足够的启示吗?
2014年9月29日，由凤凰网、岳麓书院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典礼举行。颁奖典礼开始之前，儒风大家记者于岳麓书院内的百泉轩采访了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
朱汉民就“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问题回答记者：“这样一种将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与民主、自由理念相融通的文化观，为清末民初诸多士大夫所接受。由于近代士人往往以‘圣人之道’、‘大同之道’去解读、融贯民主、自由、平等，故而形成一种具有深厚中国文化特色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有些政治上向往自由、民主的近代士大夫，内心也真诚地信仰儒家的圣人之道。”
这种自由民主的思想与儒家圣人之道的嫁接融合，是否也会形成一种“杂交优势”?
也许经过这么一种“杂交”过程，时下风云四起的大陆新儒家，会得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而湖湘文化的圣地——岳麓书院，也会基业长青：其院虽旧，其命维新。(华声在线记者瞿建波 鲁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