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在这片街道上，每年湖南有数百脑瘫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在此租住、流动，病友们笑称它为“脑瘫村”。
今年43岁的朱冬文是这对脑性瘫痪双胞胎孩子的父亲。
2015年2月6日，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王群在为小女儿向丽萍做压腿练习。去年9月中旬，她用湘西特有的包袱背着6岁多的双胞胎大女儿向丽佳，抱着向丽萍，来到长沙为两孩子做康复治疗。
2014年2月7日中午，朱冬文给刚洗完澡的小女儿换衣服，大女儿在一旁烤火。
在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每年湖南有数百脑瘫儿童在这里治疗。
新闻前奏
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湖南现约有脑瘫儿童2万人。因为家庭的康复知识普及不到位、儿童的早期筛查工作难、大部分残疾儿童生活贫困、财政投入有限等原因，致使很大一部分脑瘫儿童不能及时得到康复治疗。
2013年底，省残疾人联合会、省卫生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和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下发《湖南省脑瘫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项目实施方案》，计划从2013年到2016年，三年内救助我省9000名0-7岁脑瘫儿童，实施免费抢救性康复。
“2013年10月，首批330名受助儿童在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接受免费康复训练。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省已安排三期救助，共救助脑瘫儿童3310名，实际到位3260名。”省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副部长吴斌说。■文\记者 张文杰 图\记者 李健
2月13日，隔壁的病友大多已回家过年，朱冬文却仍带着双胞胎孩子，守着租住在长沙城北、不足10平方米的蜗居。
这里已然像个村落，它是希望和绝望聚集疯长的地方。
这距长沙火车站10公里，万家丽北路，地处长沙市和长沙县的交界点。“城西”是病友们对它的统称，包括那片小区和民宅，离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有2里地。
每年湖南数百名脑瘫儿童和他们的父母租住于此，病友称它“脑瘫村”。
在这片街道上，人们见惯了推轮椅、行色匆匆的大人，夹着脚模、流着口水、斜坐在轮椅上的孩子。
孩子的父母在此购买生活必需品，然后回到蜗居，生火做饭，给孩子做康复、洗澡，再带着孩子回到医院，面对器械和疼痛。
“脑瘫康复很慢，许多孩子成了这里的过客，很多家长面临经济压力，很多时候让人感觉绝望。”2月7日，冬日暖阳下，父亲朱冬文声音低沉。
从2013年开始，他就带着孩子租住在这。轮椅在村落和医院间来回碾着，孤独、压力，朱冬文们从未放弃希望：孩子终会好起来。
本报记者跟访两年，记录他们的笑与泪，幸福与苦痛。
A面
坚守2年，迎来希望的朱冬文
43岁的朱冬文回想起两年前踏上的这片土地，依然茫然，依然陌生。
离家
2013年5月，他离开老家江永县，来这看望做治疗的双胞胎小女儿朱思颖和前妻胡开燕，结果一呆就是两年，他再也没能回去。
2001年，双胞胎女儿在妻子腹中异常，转院广西桂林出生。此后，在保温箱里治疗两个月，花掉20万元。
出院后，缺钱的他们一直用草药给女儿泡澡。
2013年4月，朱冬文终于申请到了免费康复名额，胡开燕带小女儿来长沙治疗。
“最初一个多月，她不停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吵，我在家也缺活干，不如来带孩子。”朱冬文回忆。
晚上10点多，小雨，1000块钱贴着心口放着，朱冬文从长沙火车站打摩的到医院。
“女儿病情没多大进展，我本意是让她继续留在这里照顾。”朱冬文说，但前妻第二天一早就回家了。
从未独自照顾孩子的朱冬文成了全职父亲，买菜、做饭、穿衣、洗脸、喂饭、大小便、做康复，笨手笨脚的他总引来毛坯房里女病友的嘲笑。
“手洗衣服，却总洗不干净。”朱冬文笑着说，只要没味就好。
朱冬文跟着老乡去买菜、逛市场，熟悉着陌生的环境。夜晚，他爱抱着朱思颖在医院门口的药房看电视。
合伙做饭时，他买黄瓜、辣椒、猪肉，花了20块钱，老乡嫌贵;老乡给孩子们冲的葡萄糖粉甜得发苦，他和老乡吵架。
“男的就该赚钱，没本事才带孩子。”老乡骂他，朱冬文默不作声。事实上，2012年，他和妻子已经离婚。
背着巨债，孩子还病着，又没工作，“那些日子，几乎夜夜失眠，烟抽得凶”。
苦难
一个月后，大女儿朱思慧也来到身边，是朱冬文妹妹送过来的。
朱冬文和前妻商定，对方每月给1000元生活费，他带着朱思慧。
此后，他推着朱思颖、拖着朱思慧去医院做康复。朱冬文说，没钱没免费指标，只能去求康复中心主任杨杰。
几次无果，朱冬文咬牙交了前妻打来的1000元，给朱思慧开了运动康复。
之后，每天像打仗，两个女儿的康复项目，让他常跑上爬下。中午，帮女儿做饭、洗澡、洗衣;晚上按摩，用木板自制的器械训练女儿。
女儿康复间隙，他会在卫生间、楼道唱唱歌，“最爱唱一场游戏一场梦。”
1个月后，在去了杨杰主任办公室数次后，朱思慧的免费名额终于下来。
在这期间，他搬到了“城西”的一栋民房里，55岁的宋宝林成了他的邻居。
“老乡、病友，大家相互帮助。”宋宝林说，一男的带两个孩子不容易，还常帮我抱孙女上下楼。
2013年底，朱冬文突然心慌不安，电话询问，才得知继父已过世几天。“那几天，我像丢了魂。”
半月后，他读初二的大儿子在网吧打架被刑拘。
“他说人都要疯了，和我讲想回去找关系。去了，他女儿落下的康复怎么办?”康复中心主任杨杰说。
入夜，他抱着两个女儿哭，朱思慧帮爸爸抹着眼泪说，爸爸不哭。
3个月后，赔偿6万元，儿子获释。那年过年，他去看望伤者，道歉，之后再也没回过老家。
摆摊
回长沙的火车上，他碰到了一个在长沙做房地产的老乡，对方给了孩子1500元;不久，省残联又给了他3000元。
“到10月份，没钱了。我站在医院门口乞讨者面前，看着他写的，准备回去抄一份。”朱冬文无奈地说，最终想到女儿的年幼、自尊而放弃。
有段时间，他常油炸东西吃，还送给治疗老师们，都称好吃，不如摆个摊。
花150元买来三轮车、摊位，10月中旬，他的油炸早餐摊在世景华庭小区门口开张了。
4点半起床，蒸料揉面;6点，给姐妹俩洗脸穿衣;之后，踩着三轮车去2里外的小区摆摊。
“不好踩，几次差点在下坡的地方翻车。”朱冬文说，6：15到，6：30开炸，7点开卖。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买，还有开着车子从远处跑来，5块、10块的给，不用找。
那些天收完摊，他就赶紧回家，再送女儿来医院治疗。每天很累，但一天能赚三四十元。
天气渐冷，不少人劝他别摆了，孩子造孽，城管检查也多。
“一个月赚来的钱，给朱思慧交了幼儿园的学费。”朱冬文说。
隔壁老乡黄新民缺钱时，在“城西”附近的工地帮人铲沙，一星期挣了300块。朱冬文动了心思，终因放不下两个孩子没去。
希望
“熬了两年，我终于看到希望。”朱思慧已经能上学，能帮妹妹喂饭、洗澡，朱思颖也能发出声音了，站立有力。2月7日，冬日的暖阳下，他抬着自制器械放在阳台，抱着朱思颖练习。
屋内杂乱，衣服、油、牛奶随意摆放，老电视里放着模糊的“熊大”，朱思慧时而大笑，墙壁上写着各种电话号码和代号，那都是曾帮助过他们的好心人的电话。
大儿子出来后在永州学厨师，很少和他联系，“健康、平淡、活着就好。”
周围的邻居、这条街道都已熟悉。
7日，房东唐清慧来了，“等下要清扫水塔，有人往里面扔了鞋子。”
“以前都是学生、打工的住，房租比现在贵。”唐清慧说，2012年后，和朱冬文一样的人多了，心有不忍，房租降到每月一两百。平时超过些日子没交房租，也不催，住一两个月的也租。
住在一楼七八年，捡废品的周神喜两口子也证实房东的说法，“要过年了，不少人都回去了，多时这住了几十、百来户，整个城西这片住了几百户。”
走在“城西”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相熟的摊主和朱冬文打着招呼。
卖菜的大姐麻利地拿过一把生菜称重，“2块”，抓起一把葱装进袋子，递给朱冬文。
卖橘子的张静喊：“朱冬文，拿几个橘子给孩子吃。”朱冬文笑着摆手，匆匆推车而过;卖肉的摊点前，朱冬文停下要了5块钱瘦肉，看着秤尖翘起。“这老板实在，以前有个老板少了我几两，再也不去他那里了。”
街口卖煲仔饭的粟老板，递过来盒饭和两杯汤，“这两年人多了，都是大人带着小孩，吃得不好，偶尔点便宜菜，不容易。”
朱冬文已几年没过生日、没回家过春节了。
“女儿康复后，我还想留在长沙，好人多。”朱冬文看着楼下和当地小朋友玩的朱思慧说，继而抬头望着家的方向。
记者手记
孩子，你慢慢来
2013年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小孩。
朱思慧依偎在父亲怀里，颤巍巍地把玩着手里的气球绳索。气球飞起，她挣脱大手，迈开蹒跚、踉跄的脚步，奋力去追逐。
恰如，她和双胞胎妹妹的生命，从生下起，就在希望和绝望中挣扎、追逐。
她们的战斗，是一个家庭的挣扎、希望;她们的苦难，是三代人的磨难;她们的成长，承载着太多的孤独、痛苦。
这些本应健康成长的天使，没有快乐的童年，没有更多的玩伴，有的只是日复一日单调的康复训练，这些于他们，或许没有更多的记忆;而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多年的坚持、承受、磨难、守候，能换来孩子的涅槃，就是这生最美好的礼物。
正如，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中写道：“我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去等这个小男孩把花束束好，用他5岁的手指。花绳绕过来，刚好要系上的时候，另一端又突然滑走了。孩子，你慢慢来，在淡水街明亮的阳光里，在石阶上，等你把花束好，用你5岁的手指。”
B面
康复路上充满未知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朱冬文父女那样，守得云开见月明。
多少次在希望和绝望间挣扎，可带给他们的依旧是未知。
“宋宝林比我先住这里，孙女马上7岁了，还不能自理;隔壁1个月前来的永州老乡刘运菊，儿子黄勇快6岁了，医生建议他们去做智障康复，希望不大，他们有些心灰意冷。”朱冬文说。
“孩子都是天使，都该被挽救。”康复中心主任杨杰说，惋惜的是，几年来，有太多孩子失去康复的机会。
“夫妻关系不和，母亲带着孩子治疗，再申请一期后，却支付不起生活费;搞不来指标，康复治疗断断续续。”杨杰说，这种事太多，只想能多些名额、多些人出来帮他们。
镜头一
活在自己的世界
也许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从未叫过爸妈，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个月前，小黄勇和他2岁半的妹妹黄玲被父母黄新民、刘运菊带来长沙，接受免费的康复治疗。
“家里还有和前夫生的两个，没问题。”刘运菊说，黄勇生下来后一个月发烧了两次，抽筋，身体软塌塌的，没力气，2岁时在省儿童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脑瘫，因没钱只得回家。
老家蓝山县的大山里，是孩子们的大世界，黄玲时常和小伙伴玩耍，而黄勇却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
“一个人要么发呆、傻笑，要么跑来跑去，丢东西。”刘运菊说，黄勇早上六七点起来，在山里跑、地上爬、泥里拱，抓起东西就往嘴里塞，直到晚上9点多才睡，从不觉得累。
因为能跑，他走丢了几次，被派出所送回，只要家里没大人，他就被绑在椅子上。
在医院他们碰到朱冬文，为省下带来的1000块钱，四口人挤在朱冬文隔壁的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庆幸的是，来医院的1个月里，黄勇比以前好了不少，不再随时随地大小便，不用每天换三四次尿布。
“希望能在‘城西’多呆几年，能多拿几期免费名额，这样就有希望康复。”刘运菊望着冬日暖阳，眼神充满期冀地说。
镜头二
激动时“恶魔”般吼叫
贺亚伶5年未见母亲了，农历二月初六，她就满7岁了。
5年里，她和奶奶宋宝林相依为命，蜗居在朱冬文那层楼房的最里面一间。
那个傍晚，见她的第一面，她的吼叫、狰狞的面孔、手舞足蹈让记者这些天来总是回想，直击心灵。
2月5日，昏暗灯光下，小屋里的贺亚伶坐在床沿，努力挣扎站起来，像是在练习。
抬头看到记者的瞬间，她右手撒开在胸前，继而大声吼叫，右手塞在嘴里，弯着腰、头不停地上下摇晃，脚跺着二楼的地板，时而大笑、时而哭泣，她的紧张，让人恐慌。
一旁的奶奶抓过她的小手，抚摸着她的脸庞，“叔叔来了，别激动，好好走，给叔叔看走得多棒。”
贺亚伶的父母在广东打工认识， 她出生后，父母再次外出打工，从两个月大开始奶奶用米糊、奶粉养大。
半岁仍只有6斤，奶奶带去检查发现是“脑瘫”，1岁时，母亲回趟家看望女儿，走后再也没进过这家门。
之后是5年漫长的康复之路，永州市人民医院、省儿童医院，再到湘雅博爱康复医院。5年里，爷爷在广西卖汽车CD，父亲在广东打工，去年一家人在广西过年，短暂相聚。此后，再也未见面，也未曾回老家东安县。
“看到人来，她就激动，大吼、蹦跳。”宋宝林抹着眼泪，不知道未来在哪?眼看她7岁了，名额也没了，我也老了，抱她不动了。
镜头三
不听话，就把你扔弃婴岛
和丈夫吵架后，36岁的朱应莲带着女儿张妮和压岁钱，从桂阳县到了长沙。
2014年3月底，她带着女儿到了长沙，没钱，人生地不熟，站在街头，她给医院负责人打求援电话。住了三天院，做完检查，确定张妮康复有望，朱应莲立马回老家拿钱。
“就像冬天里的太阳，把我绝望的心给硬生生拉了回来。”她别过脸去，眼角湿润。
张妮不是她的亲生女儿，是她2010年9月4日在县城一个茶楼抱养的。每次打闹时，她对女儿说“不听话，就扔到弃婴岛去。”4岁的张妮笑着轻捶母亲。
张妮2岁8个月，仍不敢上下楼梯。此后，CT确诊张妮因脑瘫导致腿部发育不良。
朱应莲带着她在郴州做了5个月康复，花掉10多万。“第一次做完后去买菜，她拉着我的衣角走在后面。”那是朱应莲最开心的时刻。
意外的是，停掉治疗几个月后，2013年11月，张妮又无法走和坐了，丈夫开始牢骚。
3月底，两人吵架，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拿卡取钱，他在家，没吭声。”朱应莲说，下着雨，丈夫最后还是出门送。
起先，她在“脑瘫村”病友老乡的客厅里住了两个月，床是捡来的。后来在旁边找了房子，直到最近才住进了医院的廉租房。
6点30分起床，坐班车到医院做康复;中午回家做饭，洗衣服，休息，下午继续做康复;晚上买菜，回到出租房，做饭，给张妮做康复运动。
周而复始又单调的日子让朱应莲对这城市很陌生。近一年来，除了去年儿童节医院组织去动物园外，她和张妮从未踏出这条街。
(文中孩子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