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长沙市雨花区社会福利中心，戎瑞霞回忆起往事，鼻翼轻颤。本版图片均由 记者 李健 摄
戎瑞霞点上一根烟，对故乡南京的回忆，在烟雾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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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77年前的这一天，是戎瑞霞黑色记忆的起点。
12月10日，99岁的她被问及当年时，突然沉默下来，眼睛侧望着无人处，良久，“鬼子来的时候，我正怀着毛毛。”
言语时，老人不再像平时般古井无波，她鼻翼轻颤，脸上的皮肤微抖。
戎瑞霞是大屠杀的亲历者。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时，她就住在南京城最繁华的新街口附近……
■记者 赵玲 实习生 熊胜羿
人物
戎瑞霞，南京大屠杀亲历者。
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怀孕的她和家人在地窖中躲过屠杀。
长沙是戎瑞霞的第二故乡。1947年，她随丈夫到湖南定居，膝下3女，至今已67年。
而今，丈夫已过世三十余年，她被家人送到雨花区社会福利中心居住已9年。
关于故乡，她操着一口正宗的长沙方言说：“南京话，你们怕是听不懂的。”
上个月，在社会福利中心，戎瑞霞和老伙伴们一起度过了99岁的生日。
戎瑞霞99岁，她的青春留驻在南京城里。
日寇的铁蹄蹬碎城门时，狼烟四起，恐惧如狂风般向她袭来。
“怕!怎么不怕?他们一来，我们都要躲起来。”老人的门牙早已脱落，回忆往事情绪激动时，她的眉毛拧成一团，舌尖在微张的嘴里抖动，许久才说出话来。
“好多邻居都被杀咯!我哥也差点被杀了。”即便77年过去，她昔日的疼痛仿佛仍未愈合。
家庭离散
白发，皱纹，背微驼，老人对故乡南京的回忆，在烟雾中开始。
12月10日，长沙市雨花区社会福利中心，戎瑞霞并未和平日一样上桌打麻将。简单整洁的小房间里，她迈着缓慢却沉稳的步子，打开抽屉，拿出一根烟，点上。
“都说我能活这么大岁数很好。哪里好?经过这么多事，我就想随老公一起走了。”她深吸一口，烟雾升起，往事开闸。
戎瑞霞出生于南京贫苦人家，家中姐妹三人，她排第二，“姐姐嫁到了安徽，我嫁在本地，妹妹嫁得离我夫家不远。”
1937年，日寇攻入南京。那年戎瑞霞22岁，和丈夫结婚4年，肚里正怀着第一个孩子，住在新街口程阁老巷。
戎瑞霞说，父亲叫“戎正声”(音)，毕业于黄埔军校。
“当时，听说日本人进城了就要杀光全城的人，尤其是杀男人，好多人都搬走了，我老公也走了。”戎瑞霞回忆，当时丈夫是司机，为公家开车。日军攻入南京前，“公家人”撤至湖南，丈夫也一并撤退入湘。
“公家的人也要我一起走，但家里一屋子人要照顾，有我老公的奶奶、老母亲、哥嫂，也有侄儿、侄女，我还怀着毛毛，走不得。”戎瑞霞被迫和丈夫分开。
离散的不仅是戎瑞霞一家。当时，路上的行人都步履匆忙，城北的居民往城南搬，城里的往乡下搬，或索性全家迁往外省。日本人攻入南京城后进行大屠杀的那段时间，戎瑞霞和自家姐妹失去了联系。
这场分别，直到十年之后才在湖南重逢。
黑暗地窖
“那时，很多人说日本人进城了就会杀人屠城，我们都要想办法躲起来。”日军攻进城前，戎瑞霞和家人就已藏身在自家的地窖里。
戎瑞霞回忆，上个世纪初，南京居民的住房底下一般都有一个地窖，大概1米多高，用来储存杂物。“人在里面是不能站起来的，但可以坐着，也能爬。”
地窖很黑，也很潮湿。为不被日本人发现，地窖的出口处被戎瑞霞家人用烂簸箕、稻草等破烂的东西掩饰起来。戎瑞霞回忆，为了保命，那时全家人白天都在地窖里或坐或躺，除了必要的对话外，通常保持沉默。“肚子饿了，我老公的娭毑就会一个人爬上去做饭，做好后我们再爬上房去吃。”
一般情况下，家人们并不会安安心心地吃上一顿饭，“总要听着街上的动静，一有声音，马上放下碗筷进到地窖里。”
日本人进城，大屠杀随之开始。
那段日子，戎瑞霞和家人也一直躲在地窖里，不敢上街。等天黑了，才爬上房间睡觉，“蜡烛都不敢点” 。
地窖并不安全，惊险时常发生。一天，几个日本人走进戎瑞霞家中，没发现人影。
“他们也晓得我们都有地窖，所以只要看到地板上有洞，就用枪上的刺刀刺进去。”戎瑞霞和家人听见脚步声，吓得缩成一团，大气都不敢出。随之而来的是刺刀的一通乱刺。她拖着日益沉重的身子，和家人一起四处乱爬，躲避刺刀。
“身体不方便也没得办法，得活命。”幸运的是，刺刀并未刺伤人，戎瑞霞和家人躲过一劫。听着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戎瑞霞狠劲地吸了几口气。
摸茧杀人
戎瑞霞曾天天祈祷“鬼子进城”只是传言。不久后，炮弹声渐近，噩梦降临。1937年12月，日本人拿着刺枪进了城。
“日本人把人抓去，看手上有没有老茧，有就是抓过枪的;看脑壳上有没有箍印，有就是戴过军帽的，杀了好多人哟。” 戎瑞霞回忆。她丈夫的哥哥也差点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
“他们把大哥抓去，摸他的手，说有老茧，就说他当过兵，要杀他。”戎瑞霞回忆，娭毑不断给日本人磕头， “脑壳都磕出血了，才把人救下。”
但很多人因茧被杀。“邻居也被杀了，多得很。”戎瑞霞不去看，也不敢去看。但“又有人被杀了”的消息，常传入耳朵。
即便藏在地窖的时日多，戎瑞霞也难免需要上街。以往，她都会精心打扮一番，“抹胭脂，涂些口红，穿件漂亮袄子，这是过去时兴的打扮。”
日本人来后，戎瑞霞出门都不敢打扮，总低着头，走得飞快，不在外多停留。
戎瑞霞的小女儿汪珍珠曾多次听母亲提及当时的场景。“那时日本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女的一般要装成男人，要么把头发剪短，要么盘起来塞进帽子里，脸上抹些锅灰，袄子穿大一点，不让日本人发现她们是‘花姑娘’。”
磕头保命
大屠杀后几个月，日本人开始“安民”。
为生计，戎瑞霞家人在自家门前支起一个小烟摊，卖些香烟、白砂糖等物品。
日本人却不断上门。“他们什么都不管，用枪托子一把将烟摊子掀翻，又把家里看上眼的东西都拿走，‘哐哐哐’，不要的都砸碎，看不惯就打人。”眼瞅着情形越来越不对头，戎瑞霞和家人哆嗦着身子，跪下来磕头，才能保住命。
随后，日本人在南京开办了一家被服厂，戎瑞霞生下大女儿后，被迫到被服厂工作，“一个月领30斤粮。”
再过了八九年，戎瑞霞和大女儿被丈夫接到湖南一起生活。她一直怀念着南京昔日的热闹和繁荣，“新街口热闹得很，各种大戏园子，好多人在卖东西。”她微撅起嘴巴，眼里透出一股子光彩，“几十年了，不晓得那里是什么光景咯。”
戎瑞霞的外孙女曾留学日本，这曾激怒老人，她一度不同意外孙女出行。“她受过日本人的苦，自然不愿意孙女去留学。”汪珍珠解释。
“说真的，有些恨，人是无法放下的。”戎瑞霞摇了摇头，此后，再不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