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厂长、吴晓波的重逢点燃理想的火把 见面会嘉宾探讨理想回归之路与实现之途
寻找每个人的“廖厂长”
10月25日，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理想·情怀”——廖厂长、南疆考察队见面会在洪江古商城举行。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蒋祖烜(图右)与吴晓波共同探讨理想之路。记者 徐行 摄
廖厂长、吴晓波。两个人，25年。一场理想探访，一次经年重逢。
连续8期报道，11个版的呈现，貌似一件小事，它值得吗?
两个老男孩的理想故事：它不完美，但理想成色十足，家国情怀浓郁。吴晓波的炙热寻找，廖厂长的冷静现身，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点燃了一支稀缺的火把。他们的故事，更像是每一个人拷问内心的寓言。
它绝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这毋庸置疑。因为它是我们的内心之唤，每个人都渴望着另一个廖厂长的出现，将自己点燃。
一切并未随着廖吴两人的见面而完美收官，它更像另一场宏大叙事的起点。
10月26日，本报深度访谈当事人和见面会嘉宾，解读事件内涵，梳理近代中国思想变迁史，探讨理想回归之路与实现之途。
■记者 汤霞玲 赵玲 实习生 熊胜羿 王瑶
理想根源
我们为何需要“廖厂长”
“此事偶然，亦是必然。它是时代的必然，亦是文化的必然。”
——郑佳明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省社科联原主席
时代必然性
中国经历过三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一个是革命时代，在湖南，从谭嗣同始，到黄兴、蔡锷、宋教仁，新旧民主革命这么多人慷慨赴死。第二个是1949年解放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释放冲天的活力。1978年是第三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点燃了思想解放的激情，中国开始走上富裕、强大的道路，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高考恢复、农村实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大包干……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人们充满了理想与激情。廖厂长做此事时，改革开放刚十年，他与南疆考察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时代的大背景。
这三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家国情怀。儒家文化里什么东西在激荡着我们的人性呢?实际上就是人的生活和生命。中国的文化是重视生命的文化。小孩出生要做满月，然后庆祝周岁，最后把他送进坟墓时，还要举行仪式，所谓慎终追远。这都是重视生命的文化表现。
这种重生、民本文化就是中国的家文化。古代叫以孝治天下，如果你是父亲，你要慈爱，你是儿子，你要孝顺，这个家就会稳定。在家为孝子，出门为忠臣，不管居江湖之远，还是在庙堂之高，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合家欢乐、花好月圆，这就是中国人的千年理想。
文化必然性
国有难时，无数人慷慨赴死;国衰弱时，无数人奋起抗争，湖南人尤其如此。从屈原开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周敦颐、谭嗣同、黄兴、蔡锷，这些湖南人没有小我，他们就是要为国为民为家牺牲自己。黄兴卖掉了一块家传3000多亩的地，卖掉一大片老屋，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发动了多次起义，他的名言是，功成不必在我，他流血牺牲却不图名利。他们追求大本大源，这是大我，也是湘学的品格。湘商与徽商、晋商不同，徽商和晋商为生活为发财而经商，湖南人为救国经商。曾国藩率领湘军集团诸多将领，发起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禹之谟、范旭东、李烛尘等湘人知名实业家，也是坚定的革命家。
当吴晓波他们走遍上海国营厂求助无果后，唯独湖南的廖厂长给了他们7000元。这就是湘人的性格和湖湘文化使然。
廖厂长的行为与儒家文化熏陶有关
罗素讲过一个意思，我们为什么而活?一为追求知识，二为追求爱情，三为悲悯，为了帮助弱势的人，这是能使我们幸福起来的三件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廖厂长的行为是一种自我行为，跟任何人无关，他不为任何人，只为他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人格的崇高和完善。
当人得到社会尊重和心灵解放时，他更需要实现自己。这就像曾经一个在汶川地震中的助人小伙，他回去和他老婆、亲朋说，他去汶川了，在那帮忙扛了几天大米，心里特舒畅。此时，他为自己、为国家的目标就统一了。但我们离这种回报心理差距还很远，所以我们把廖厂长的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新鲜事。因为这些年这些东西太匮乏了，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差距，但却在现实中又不可或缺。
我问过廖厂长，他的家里有传统家学，他从小受到熏陶。中国的家庭要求孩子一辈子好好做人，认真做事，要做善事。不要做坏的、恶的、伤害别人的事，这是人自身安身立命的需求，也是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基本秩序。这些善良的品质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的本性来源于自然选择和社会进步。自然法则在塑造着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在历史演进中复制和更新着人。真善美的品德在老百姓默默无闻的生活中积淀和升华，又熏陶着他们的儿女，代代相传。
我现在65岁，每天还在读书。我要读英文、读中文，我要写作，我要直言。我不缺名也不缺利，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一生中有两个东西始终挥之不去，有时候恨得跺脚，但它还是不走。一是终极关怀，二是理想主义，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基因，修齐治平，家国情怀。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在追求的东西，有的时候即使反对它也不自觉的在实践它。
廖厂长和吴晓波的故事呼唤理想的回归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新一轮的改革有三个目标：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解放社会活力”反映了中国人社会变革和文化振兴的呼唤。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到了另一个需要重新解放的时代，更加需要理想回归。
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让理想回归，但我想说，理想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涉及到进一步解放思想和社会活力解放的问题。如果说1949年是民族解放，1978年是思想解放，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迎来的是社会活力的解放。这是一个伟大的解放，涉及到人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制度的转变，让我们不仅在物质层面有所发展，在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层面也应该高度发展。我们发展不能只靠物质，而要靠人——靠人的创造力，靠人的智慧，靠人的文明，靠人的解放，靠我们的社会解放活力。
25年前的故事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其实就是价值需要。我们现在要重温儒家文化，就在于儒家文化里的家国情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内涵，它们能引领着我们在世界范围获得新一轮的发展。所以我们才希望通过吴晓波，通过廖厂长，使思想更开放，使社会更有活力，为我们下一次的改革，为中国复兴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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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另一拨“吴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