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道中华】溪州铜柱: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金石物证

2023-10-24 20:38:27 [来源:华声在线] [编辑:洪晓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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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州铜柱建造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是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息战结盟所立。铜柱通高298厘米,为八面体空心柱。铜柱底部为圆柱体,周长约120厘米;上部为八面体,每面高199厘米,宽15厘米,镌刻汉字5至7行不等。铜柱铭文共2614字,其中天福五年原刻2121字,宋代补刻493字,均楷书。溪州铜柱原立于溪州会溪坪(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会溪坪),北宋年间因战争攻掠有过多次迁移,现保存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芙蓉镇“湘西民俗风光馆”内。

溪州铜柱是中国境内唯一有实物幸存的古代铜柱,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湖南最珍贵的土家族铭刻古籍。铜柱铭文记彭士愁与马希范溪州之战的经过及息战和解订立盟约事,见证了溪楚双方积极化解民族纷争、维护民族团结与地区和平的历史佳话,体现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下因俗而治的边地治理智慧,推动了湘西民族地区融入大一统国家秩序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珍贵物证。

溪州铜柱。袁立新 摄

化干戈为玉帛,溪州铜柱是中国古代有效化解民族纷争维护民族团结的珍贵史料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藩镇割据,群雄并起。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于公元907年在湖南“立宫殿、置百官”,建立马楚政权,定都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后晋天福四年八月(公元939年),位于楚国西部的溪州豪酋首领彭士愁率万余蛮众寇辰、澧二州,发动溪州之战,第三代楚王马希范派遣左静江指挥使刘勍率五千精兵迎战。因求胜心切,战线过长,后勤补给乏力,溪州军队节节败退,最终被楚军围困在四面悬崖的山寨之上。身处绝境的彭士愁经过深思熟虑,明白惟有主动息战,请降求和,重新归附楚王,彭氏政权才能免于危亡,溪州之民才有活路,遂“遣其子彭师杲帅诸酋长,纳溪、锦、奖三州印,请降于楚”。楚王马希范“愍其通变,受降招携”,承诺“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税赋,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并用五千斤铜铸成铜柱,将战争经过及双方誓约刻于其上,这便是溪州铜柱的由来。

楚王马希范为何在获胜的情况下,以树柱盟誓的方式,对溪州施以这样的优惠政策?铭文中记述:“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夺其财,不贪其土。前王典故,后代蓍龟。”秦汉以来统治者治理民族地区的典故经验让马希范认识到,处理蛮夷问题,武力征剿并非唯一选择,对于愿意归服的蛮夷之民,安抚怀柔才是上策。楚国此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国内楚王兄弟各有异志,时刻觊觎着马希范的王位;外部有南唐、南汉和荆南等国虎视眈眈,窥伺挑衅,不时制造事端。马希范要想在重重危机中立稳脚跟,必须以最小的代价和精力迅速解决溪楚争端,处理好与蛮酋首领彭士愁的关系,确保溪楚相安,西线稳定,有足够力量去对付更大的威胁。同时,笼络溪州羁縻其首,也一并瓦解了溪州与后蜀的结盟,消除了被南唐与后蜀东西夹击的巨大隐患。因此,对于彭师杲为父输诚的举动,马希范给予了积极回应,不仅上表朝廷授予彭士愁溪州刺史合法身份,“诸子将吏,咸复职员”,还赋予溪州享有各方面充分的自治权。双方以五溪土蛮“饮血求誓”的古老仪式订立盟约,将各自承诺郑重刻于铜柱之上,也将马希范、彭士愁、楚方与溪方20名官员的姓名刻于其上,以此戒争战,修友好,昭天下,垂永久。溪州铜柱是溪州彭氏与马楚政权化干戈为玉帛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古代有效化解民族纷争、维护民族团结的珍贵史料。

盟边地之稳定,溪州铜柱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下因俗而治的成功典范

溪州铜柱。翟非 摄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重要理念,也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目标。在此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施政方针和因俗而治的治边方略。铜柱铭文记述了上古以来五溪地区在大一统国家版图中的行政地位与历史沿革:

“上古谓之要服,中古渐尔羁縻……汉则宋均置吏,稍静溪山,唐则杨思兴师,遂开辰锦。”

上古实行“五服”制度,夏朝统治者以天子之城为核心,按照距离王畿地理位置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将所统治的地区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类,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五溪距离王畿二千里,属于偏远要服之地,每年向天子朝贡一次。秦汉时期实行羁縻政策,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派驻官员和少量驻军,但大部分边郡辖区仍由本地蛮酋统治,东汉朝廷曾派宗均(原文为宋均)在溪州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唐代杨思勗(原文为杨思)率军征伐五溪叛乱,开辟辰州和锦州。唐中央政府参照内地行政制度,在边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府州制,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府州都督、刺史,授予印契,允享世袭,认可其在统治区内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力。地方土酋则须遵守唐朝法令,每年向唐朝政府纳税土贡。

溪州盟约的签订使彭士愁在中原王朝行政体系与五溪蛮酋部落联盟中的合法身份得到了正统认可,巩固了彭氏政权在溪州的统治地位。双方对战后溪州所协商制定的一系列制度,不仅延续了唐朝羁縻府州制的管理范式,而且在诸多方面进行了拓展和创新,创造性地建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溪州静边都”制度。关于这一制度,铭文这样记载:

当州大乡,三亭两县,苦无税课,归顺之后,请祗依旧额供。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劫掠詃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都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军攻讨。若有违誓约,甘请准前差发大军诛伐。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

概括起来,“溪州静边都”制度主要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财政制度,楚王不仅取消溪州“旧额”,还做出更大让步,免除溪州科徭,溪州赋租自收自用;二是社会管理,溪州自行管理约束辖区团保军人百姓之行为,保证不扰界劫盗,楚国不干预管理;三是经济贸易,楚国有权收买采伐溪货土产,溪州给予配合,不包瞒私占;四是军事制度,楚国承诺不从溪州抽壮丁服差役,溪州军权自行掌握;五是司法制度,溪州官员如有罪过,由溪州申报惩处,楚国不发兵征讨。相比唐代羁縻州府制度,铜柱盟约所明确的“溪州静边都”制度在政治、军事、财政、司法、社会管理等方面,赋予了溪州更多自主权和更大灵活度,是对唐朝羁縻州制度的延续与创新。这一制度无疑使彭士愁获得了比战前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或许是他所未曾预料的。但对于马楚政权而言,招降安抚彭士愁,与溪州彭氏联姻,授周边辰州、溆州蛮首以官爵等,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因俗而治、因势利导,与境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建立良好关系,确保边地稳定,楚境统一,社会和平,局势可控。溪楚盟约的订立与施行,体现了楚王马希范的政治智慧。

“溪州静边都”制度对五溪地区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溪州铜柱树立11年后,马楚政权被南唐所灭。但马希范与彭士愁共同创立的溪州治理模式,由于其内容本身切合实际,具有因地制宜的先进性和可行性,被后世各朝代中央政权与民族地方所共同谨守奉行。溪州盟约奠定了溪州与中央王朝关系稳定的基础,为五溪地区带来了800多年的和平岁月,促进了边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开启了元代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先河,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理念下因俗而治的成功典范。

誓赤心之不负,溪州铜柱是中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主动归顺王化的金石之证

溪州铜柱。翟非 摄

彭士愁作为溪州管理者,五溪地区豪酋盟主,身处风云变幻的五代十国期,在谋求扩张的军事手段失败的情况下,揆时度势,主动请降,让儿子彭师杲以质子身份,率五溪诸蛮酋长携印纳款向楚王请罪求和,输诚归附。彭士愁主动归顺王化的抉择,主要目的是为了求取颓势中的主动权,保住自己溪州盟主统治地位,但客观上使溪州地方政权在中央王朝行政体系获得了合法地位,强化了中央政权对边地民族地区的管辖与控制,推动了边地民族地区融入华夏共同体的历史步伐。

彭师杲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出色完成了赴楚和谈的历史重任。在潭州天策府谈判桌前,他首先向楚王表明“溪州静边都,自古以来,代无违背”的过往历史,继而直截了当地表达当下“愿将本管诸团百姓军人及父祖本分田场土产,归明王化”的鲜明态度,言辞诚恳坦率,磊落坚定,让楚王放下戒心。接着他凭借卓越的口才和高超的谈判技巧,一边表忠心,许承诺;一边提诉求,争权益。娓娓道来,从容不迫,亦屈亦伸,入情入理。陈辞最后再次向楚王宣誓五溪民众“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的忠诚。彭师杲的表现果然赢得了楚王的信任与欣赏,为溪州彭氏和百姓争取到了比预期更多的自治权利。为了确保和谈成果落地生效并得到长久执行,不因政局变动而被废止,彭师杲利用东汉名将马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的故事,说服马希范承继前烈,以刻字立柱的方式将溪楚誓约条款与溪州衔恩向化的忠心昭示天下,永久传承。

铜柱铭文记录了双方立柱盟约的庄严场面。彭士愁与五姓蛮酋饮血启誓:“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上对三十三天明神,下将宣祇为证者。”楚王向溪州大地宣告:“(溪州)永无金戈之虞,克保耕桑之业。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诚,可以玄鉴。”通过昭告天地神灵的方式,溪州誓约获得了神圣性与合法性,溪州铜柱也因此被五溪百姓尊为神物。此后800年,在中原地区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中,边地溪州凭借铜柱盟约的护佑而获得了长久的和平稳定。

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十二月溪州铜柱在会溪坪树立,至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土归流”永顺末代土司彭肇槐纳土请归江西祖籍,溪州豪酋彭士愁“一心王化,永事明庭”的誓言,被他的28代子孙牢牢铭记,忠诚信守。每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湘西彭氏土司必然响应号召,率兵出征,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其中尤以明代永保土兵战功最为卓著。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朝廷征调湖广土兵赴援。湘西永保土司连续6年率领土家子弟奔赴前线抗击倭寇,立下赫赫战功。在王江泾战役中,永保土司彭翼南与彭荩臣联手斩杀倭寇2000余人,取得了明代抗倭最辉煌的胜利,被誉为“东南战功第一”。明万历年间,在抗日援朝的露梁海战斗中,4000余名永保土兵浴血奋战,为夺取战争胜利立下不世功勋。在抗击后金的浑河战役中,数千永保土兵为国捐躯,保靖土司彭象乾之弟彭象周一门殉国,“义烈为诸土司冠云”。张廷玉《明史》评价曰:“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每遇征战,辄愿荷戟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虓雄。”溪州铜柱就像一面高高飘扬的战旗,掀开了湘西各族儿女共御外侮、精忠报国的热血传奇,书写了湘西各民族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溪州铜柱是古代溪州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一心归顺王化的金石之证,推进了湘西民族地区融入大一统国家秩序的历史进程。溪州豪酋首领彭士愁主动归楚的举动,对当时同样处于叛服困境中的南宁州、牂牁、都云等周边各部族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中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珍贵物证。

(一审:龙晓龙 二审:刘乐 三审: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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