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瑾玎(资料图片)
文|虢安仁
【名片】
熊瑾玎(1886-1973)，湖南长沙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1928年4月在上海任中共中央会计，开办商号、钱庄、布店、绸厂、印刷厂，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开展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日报》副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没钱为女儿看病的富商阔太
1940年的一个冬夜，重庆。
在一家医院里，医生一边给一个半岁大的婴儿检查，一边对旁边心急如焚的父母说：“10块大洋。”
丈夫眉头紧蹙，妻子手插进口袋，却只有2块大洋。望着高烧昏迷的女儿，夫妻俩苦苦央求医生，希望他大发善心，救孩子一命，但医生坚持说：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这对衣着光鲜的“老板”和“老板娘”正是熊瑾玎和朱端绶，看上去像富商阔太，但这一身“行头”却是穿给外人看的。
从1928年春开始，党中央任命熊瑾玎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为党管理和筹措经费。他主持开办了3家酒店、一个钱庄，还与人合伙经营了印刷厂、织绸厂、洋货店、大型布店……是名副其实的“老板”。从1938年开始，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熊瑾玎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并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财务工作。
而“老板娘”朱端绶，也管着一个钱袋子，她是新华日报社的会计科科长。这些年，他们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但夫妻俩有着共同的默契：公私分明，生活再难，公家的钱绝对不能动!
文章开头那一幕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结尾：他们的孩子因辗转路途，耽误了及时治疗，最终不幸夭折，成了夫妻俩心中永远的痛。
戏院隔壁开布店的“熊老板”
1928年的一个平常夜晚，上海。
成立于1925年的远东第一戏院，就是鼎鼎大名的天蟾舞台，台上的花旦莺喉流转娇如水，台下的戏迷如痴如醉，激动地给后台送花篮，阵阵喝彩声一直传到大街上，传到隔壁的“福兴商号”里。
隔壁，商号的熊老板正“噼里啪啦”打算盘，仔仔细细地把每一笔账目登在账簿上。谁会想到，这上面的每一笔收入竟然都是为中共中央筹措的经费。
窗外，警车呼啸而过，“熊老板”警惕地抬头看了一眼挂钟，又向窗外看了看，听到警笛声渐渐远去，他又继续埋头打算盘。在客厅中央的大桌子上，摆着一些布匹，一群穿长衫、戴礼帽的“商人”正在谈“生意”。如果在讨论中有人进来，开会的人就会装作看货议价的样子，就布匹的买卖讨价还价。在朝西的窗口下另有一张小条桌，这是会议记录员坐的地方。
这栋房子最令“熊老板”满意的地方，就在于它位于天蟾舞台的后面，可以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直接到二楼房间，而不必经过楼下生黎医院的房子，万一出事可以从楼梯撤退出去，混入来往的市民之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8年4月，武汉党组织屡遭破坏，熊瑾玎离开武汉，前往上海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李维汉便让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承担筹集和管理经费的主要职责。同时，李维汉交给他一个任务：找个合适的地方，建立起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
熊瑾玎以商人的身份四处查看，经过千挑万选，最终看中了云南路447号的二层楼房(今云南路171号至173号处)，经过观察和考察，中央也非常满意。进出这所房屋要经过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巷子里比较脏乱，一般人不大从这里经过。房子的全部楼面共有三间，一间面积较大可作客厅，能容纳10余人，其余两间一间当卧室，另一间堆放杂物兼厨房。楼下是一个周姓医生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都有人来看病，也可作为来往地下党员的掩护。
租好房子后，熊瑾玎便在门口挂起了“福兴商号”的招牌，经营湖南纱布。而此后的40余年，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直亲昵地称他为“熊老板”。
办报有方的《新华日报》“总经理”
“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了……”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听到这几声，就知道报童叫卖的是《新华日报》。
“扫荡”指《扫荡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指《中央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这两份报纸与《大公报》是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三大报。
而《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刚满一个月，销售量就达2万余份，最盛时约5万份。国外很多新闻机构都将《新华日报》的报道用作权威消息。《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38年元月在武汉创刊，至1947年2月在重庆被查封，历时9年。报纸从出生到终结，一直生存在国民党治下，被誉为“插在国统区的红旗”。在报童和群众口中出现“新华扫荡中央”的排序，其寓意不言自明。
按照党组织安排，熊瑾玎自创刊伊始就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为践行南方局和周恩来对报纸的要求——“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好这个宣传阵地，为使《新华日报》在激烈竞争中迅速打开局面，熊瑾玎想了很多办法。从创刊之日起，就建立自己的通讯网和发行网。还在长沙、郑州、洛阳、宜昌、黄陂等地相继设立了分销处，并在报馆内增设服务科，为读者代购邮寄各种图书杂志。由于熊瑾玎经营有方，《新华日报》创刊后不久，发行量就迅速攀升，甚至有超越《大公报》的架势。
在武汉被日军攻陷前夕，《新华日报》被迫迁到重庆。熊瑾玎解决了报馆的馆址、纸张供应和经费问题，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正因为熊瑾玎贡献巨大，半个世纪以后，一些老新华人说：“没有熊老，《新华日报》可能早早就被反动派当局从经济上扼杀了。”
报馆从武汉迁到重庆后，熊瑾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将报纸赠阅的数量减少到300份，并指示广告科的工作人员加大招揽广告业务的力度。他说：“广辟广告来源，不仅能增加收入，还可广交朋友，扩大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和造谣诬蔑。”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报馆广告科的工作人员利用国民党中央同地方势力、官僚资本同民族资本之间的矛盾，首先从四川地方工商业打开局面，争取到商号、银行及烟草公司的广告业务。随着广告业务的扩大，经济收入也日益增多。
周恩来曾高度评价熊瑾玎夫妇: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主要参考文献：
《红色伉俪传奇人生》 熊畅苏 中国文联出版社
《熊瑾玎：“最可信赖”的“红色管家”》韩晓青 《学习时报》2020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