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苏原平 李永亮 李曼斯 郑丹枚 徐德荣
“三千万人齐奋起，用我一湘壮河山!”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罗荣桓、贺龙、粟裕、谭震林、陈赓、黄克诚、萧劲光、谭政、陈光等为代表的湘籍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领导军民抵抗日寇，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犹记当时烽火里。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团结持久抗战，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3000万湖南人民以抗战图生存，以抗战救危亡，以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卓越贡献。
1.一道命令：解放军南下，所有入湘部队绕道醴陵看望左母
6月6日，记者驱车来到醴陵市左权镇将军村，探访抗日名将左权故里。
【特写·醴陵市左家老屋】
左家老屋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一名解放军军官正跟一名农村老太太说着什么。
讲解员彭海媛说，老太太是左权的母亲。1949年，解放军南下，朱德总司令命令所有入湘部队绕道醴陵，看望左母。
“我的满崽呢?”八旬高龄的左母育有5个儿女，左权最小。老人佝偻着身子，在队伍中寻找25年未见的爱子。
老母声声唤，不见爱子归。
“您的儿子带领我们打过来了，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军官泣声答道，他身后的解放军战士异口同声：“我们都是您的满崽!”
此时，左母才知道，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已为国捐躯7年。她请人代笔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红色历史】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被任命为副参谋长，随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942年5月，日寇数万精锐将八路军总部包围在山西辽县一带。左权指挥突围战斗，在突破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左权头部中弹，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噩耗传来，毛泽东眼含热泪。周恩来撰文称左权“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含泪题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醴陵市党史专家吴兴强介绍，左权是抗战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级别将领，他参与组织指挥平型关伏击战、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尤其是黄崖洞保卫战，毙敌近2000人，创“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6比1的空前未有之纪录”，被中央军委誉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模范战斗”。
【画外音】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肩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周锦涛说，毛泽东在延安写下《论持久战》，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伟大纲领和行动指南。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罗荣桓、贺龙、粟裕、谭震林、陈赓、黄克诚、萧劲光、谭政、陈光等湘籍共产党人奔赴前线，抛洒热血，在指挥抗日作战、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胜利中建立了不朽功勋。
2. 一座灯塔：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湖南军民指引抗日救亡方向
【特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
在长沙市繁华的蔡锷中路，一道徐祠巷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狭窄拥挤的弄堂旧址分隔开来。古朴的大门、灰色的墙壁、陈旧的石库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仿佛留在了时间隧道里。
6月5日，记者来到这栋红檐青瓦的徐家祠堂，追寻当年的记忆。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堂屋。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田超 摄
徐家祠堂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封火山墙，始建于清末，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抗战的重要场所之一。
1937年冬至1940年秋，徐特立和王凌波在徐家祠堂设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恩来、叶剑英由武汉来长沙指导通讯处工作。
通讯处旧址，有一面浮雕壁画，生动复原了徐特立在火宫殿演讲的场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人们从他精辟而坚定的话语中，消除了对国共合作的疑虑，增强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不少进步青年深受感召，奔赴抗日前线。
【红色历史】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要承担统战、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等任务。他们组织、领导爱国进步人士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筹措抗日物资，为前线输送珍贵的武器弹药、医药用品、通讯器材、被服等，是我军军需物资的“转运站”，也是我党转送干部和家属、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交通站”。
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秘密建立，立即成为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处于地下状态的省工委和公开活动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相互配合，把最广泛的力量凝聚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使湖南形成各阶层同仇敌忾、团结合作、奋勇抗日的局面。
当年10月，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成立，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任主任，徐特立、任作民等为委员，标志着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的黄金的发展和上涨时期”。
“八路军通讯处如同湘江岸上的灯塔，给湖南军民指引了抗日救亡的方向。”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胡振荣说，通过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很快营造出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为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全民抗战形势的出现，创造了良好条件。
【特写·长沙天心阁】
坐落在长沙城南的天心阁，历经百年风浪，见证古城的沧桑与繁华，也记载着一段刻骨铭心的伤痛。
6月6日，记者穿过天心阁城楼，沿着古城墙下的青石板行走，只见树木掩映之下，一钟一碑肃穆伫立。
钟身铭刻“警世钟”3个大字，碑文记载：“1938年11月，日军逼近长沙。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实行‘焦土抗战’，欲焚毁长沙。13日凌晨，南门某处突然起火，防火队员误以为信号，四处点火，一场旷世大火骤然而起。大火烧了五天五夜，城区建筑毁之七八，死难同胞3000余人。”
【红色历史】
这便是长沙历史上的文夕大火。大火发生当晚，周恩来正在蔡锷中路徐祠巷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刚躺下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就发现大火漫天。两人率领工作人员冲出火巷，撤往湘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并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交涉，提出善后解决办法。
向来温和的周恩来异常愤慨，怒斥“长沙大火是国民党的错误，是某些当权者的犯罪行为”，迫使蒋介石接受3项善后措施。
周恩来一面起草《告长沙同胞书》，严厉指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阐明要稳定后方，支援前线，继续合作，坚持抗战的道理;一面迅速投入救灾工作，抢救伤病员、掩埋死难者、抢运粮食物资、开放粥水站、发放救济金等。
【画外音】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当局一手策划“文夕大火”，将长沙古城化为废墟。危难时刻，正在长沙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周恩来挺身而出，迫使蒋介石接受3项善后措施，第一时间组织共产党人投入善后赈灾工作，守护长沙百姓安危。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回顾百年党史，人们清晰地看到，在每一个人民需要的时刻，总有共产党人冲锋在前的身影。他们的义无反顾，激励着后人在奋斗征程中，勇当先锋、敢打头阵，用行动展现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3. 一座熔炉：“南方抗大”培养抗日骨干，火花四溅，铁水奔流
【特写·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
夫夷江曲折向北，绕着邵阳县塘田市镇对河村拐了个弯。河畔拐弯处，矗立着一座建于晚清的大宅院，这就是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通讯员 摄
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院名由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通讯员 摄
“我们迎着大时代的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同学们，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6月6日，记者走进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听到这首由曹伯韩作词、张天翼作曲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歌，仿佛又回到战火纷飞的岁月。
【红色历史】
1938年9月，地下党员、史学家吕振羽受中共湖南省委指派，在武冈县塘田(今邵阳县塘田市镇)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火种，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和抗日骨干力量，被誉为“南方抗大”。
“史学家翦伯赞、文学家张天翼、语言学家曹伯韩等一批大作家、名教授，纷纷放弃大学的高薪，来到这个偏僻山沟教学，每月只拿1元钱的生活补贴。”讲解员黎雅倩说，讲学院条件艰苦，教室里的长板凳都是当时各家各户凑的。
“讲学院设研究班、补习班，都以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战争讲座为共修课。”黎雅倩介绍，当时资金缺乏，所有教材都是教师自编自写。
讲学院建立党小组及党支部，在学生中培养发展40多名共产党员、100多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由于国民党的破坏，7个月后讲学院被迫解散。
“讲学院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湖南抗战运动的发展，为党培养了250多名优秀干部和抗战骨干。”
邵阳市党史办负责人吴波涛介绍，他们一部分到八路军、新四军担任连长或指导员，转战大江南北;一部分撤到桂林，成立“石火出版社”，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部分由吕振羽、游宇、阎戈南、江明和李锐等带领，在武冈、新宁、城步、绥宁、洞口等地建立地下党组织，填补抗战时期党在这些地区的空白。
“‘南方抗大’像一座熔炉，投入矿石，铁水奔流，被反动派猛力一砸，火花四溅，变成了无数火源，到处燃烧。”1945年冬，周恩来在延安出席湖南工作座谈会时，给予塘田战时讲学院高度评价。
【特写·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旧址】
衡山，五岳独秀。“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旧址，历经岁月洗礼，满面风霜。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陈列馆内，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曾使用过的行军锅。徐德荣 摄
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国共两党携手创办堪比“黄埔军校”的南岳游干班，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一个创举。
陈列馆内，展示了当年游干班师生使用的步枪、牛角火药袋、行军锅、望远镜等，很多已锈迹斑斑。
【红色历史】
83岁高龄的南岳区文史专家曾瀛洲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就是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学员。
当年，周恩来、叶剑英为南岳游干班倾注了心血。叶剑英率八路军干部30余人，参加游干班教育工作，讲授“游击概论”“游击政工”等课程，宣传中共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思想。周恩来担任国际问题讲师，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报告，引起强烈反响。郭沫若、田汉等共产党人以及许多中外知名人士在南岳游干班讲课、演说、作报告。
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南岳游干班共培训3108名游击战骨干，宣传抗日持久战，推广游击战术，在湖南迅速形成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推动湖南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
【画外音】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广泛动员湖南民众，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抗敌御侮、保国灭寇的伟大篇章。
■记者手记
左权的“不孝”与“至孝”
苏原平 李永亮
左家老屋陈列室，一封封泛黄的家书记录了左权的“不孝”与“至孝”。
“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1930年，左权从苏联回国参加革命，寄回家书明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长兄去世，老母赡养成忧。他辗转反侧，在信中恳请叔父理解自己的“不孝”：“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
左权19岁南下广州求学后，再也没能回家看望母亲，深感“不孝”。但他至死不渝“贡献革命”，直至抗战成仁，却是对中华民族、对祖国母亲的“至孝”。
左权无疑是无数胸怀祖国、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不懈奋斗的湖湘儿女的优秀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两首最有名的抗战歌曲，也出自湖南籍共产党人之手。田汉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于《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了中华儿女觉醒奋起的最强音，吹响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进军号角。贺绿汀写下激情澎湃的《游击队歌》，鼓舞激励抗日将士大无畏的乐观主义战斗精神和必胜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