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资料图片)
文|虢安仁
“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敲掉了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福建龙岩市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一座并不显眼的坟墓旁，有一块黑色石碑，碑上这段墓志铭的撰写者为习仲勋。
墓主人名叫项与年，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的父亲，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中央特科的骨干、隐蔽战线的尖兵。正是他送来的“剿共计划”，使得红军在国民党150万兵力“铁桶围剿”包围态势完成之前，及时撤出中央苏区。
叫花子原是情报官
1934年10月的一天，在赣南山区浓荫蔽日的山路上，有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肩挎一破布褡裢，手拄一根脏污的木拐，脚上趿拉着一双沾满泥污的破鞋，正一步两歇地向前挪动着。不远处，布满铁丝网的岗哨前，一队国民党士兵正在查验往来的民众。
当这个蓬头垢面、气息衰弱的人挪近岗哨的时候，一股带着血腥的馊臭味扑鼻而来，值守的卫兵皱着眉头用手捂住口鼻，另一个不耐烦地说：“一个臭叫花子，有什么好问的?赶紧让他滚滚滚!”不等查验的卫兵开口，叫花子用气若游丝的客家话说道：“是，长官!是，长官!”这一听就是本地口音，有什么好问的呢?叫花子歪着身子避让着卫兵，从岗哨边挪了过去。
谁也想不到，这个叫花子就是德安县国民政府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里的情报参谋项与年，他的另一个隐秘身份是潜伏在保安司令部的中共党员。
保安司令带回“绝密情报”
话说当年9月底，在江西庐山牯岭行辕，蒋介石在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高级别军事会议上，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亲自部署第五次“围剿”方略：以瑞金为轴心，以于都、会昌、兴国为重点，编织一个半径达300华里的严密包围圈。此计划拟集结15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每推进1华里就拉起一道铁丝网，每推进10华里就构筑一道碉堡线，步步为营，处处紧锁，在6个月内直捣红都瑞金，将中央苏区箍毙在重重包围中。这就是所谓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施，中央苏区和红军将危在旦夕。
当时，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蒋介石刚刚任命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莫雄是粤军中的将领，1911年武昌起义，他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军立下汗马功劳，1922年，又在桂林解过蒋介石的围城之急。而莫雄是同情革命、亲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络对象。在上海赋闲期间，莫雄一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安排下，他成为留驻在国民政府中的我党友人。
一回到德安，莫雄就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向身边的共产党员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和盘托出。
“教书先生”自砸四颗门牙
“铁桶围剿”计划让项与年等心急如焚，大家连夜将文件内容用特种药水分写在四本四角号码字典上。闽西山区出生的项与年带上字典，扮作教书先生，连夜奔赴瑞金。
从赣北德安到赣南瑞金要经过几十个关卡，山高路远、河谷纵横，为减少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接触，项与年尽量昼伏夜出，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然而教书先生的身份仍然会被盘查，几本字典也存在被怀疑、被查缴的风险。他在巧妙躲过南昌关卡的盘查后，找来几位地下党员，缩写了文件内容并将之密录在薄纸之上。把这宝贵的信息藏在鞋底后，他又继续出发。
进入泰和山区后，每个村子都有“进剿”的国民党军，进出苏区的路被严密封锁着。如何闯关渡卡?项与年思之再三，钻进山林，抓起一块石头，紧闭双目，用力砸向了自己的嘴巴。鲜血涌出来，嘴巴肿了，四颗门牙掉了下来……他忍着钻心剧痛，顺势把早已破损的衣服撕扯成了“乞丐款”，用汗血泥污给自己化了一个“乞丐妆”。就这样，他日夜跋涉，穿越重重封锁，只用了6天就赶到了苏区，把绝密情报交给了党中央。
“铁桶围剿”计划的包围圈还未形成，中央红军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曾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商人”机智脱逃回上海
项与年历经艰险送情报到瑞金后，参加了长征先遣侦查队，但很快又被上海地下党召回。他辗转回到上海，见到了上级刘子华，接受了一项新的行动任务——破坏敌人运输供给线。
项与年抽空看望了年仅16岁、半工半读的儿子项崇德，随后，带领刚刚结识的两名爆破队员赴南昌执行任务。然而，轮渡刚到南京下关码头，他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
危急关头，项与年既没有冲动反抗，也没有张皇失措，他仔细回想和随行队员来往的每一个细节，冷静分析两名同行队员的言行态度，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其中一位久未露面的王姓队员，如果不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就是临危叛变了。同时，他研判自己应该还没有暴露，因为两位队员只知他是刘子华在国民党内的一位朋友，恰好要去南昌找工作。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刺探、盘问、审讯与威逼，项与年始终沉着应付，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同时，交待了与刘子华的交往，说此行纯粹是顺路而已、受人所托等。一天夜里，趁着敌人放松警惕，他巧妙地逃离看管，很快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并获悉了上海中央要求他撤离的决定。
项与年乔装成商人，星夜出发，奔向赣江，换乘火车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他如此大费周章，变换行程，是为了不暴露行动目标、不把危险带回上海。因项与年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机智果敢、全心保护组织的举动，党组织授予其“反特斗争胜利奖”的荣誉。
1935年初，项与年被党组织派往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为便于隐蔽，他于1936年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西往西安，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
主要参考文献：
《项与年：装扮成叫花子的情报官》 《学习时报》2020年12月14日
《项与年扮成乞丐传递绝密情报》《桂林晚报》2016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