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方舟
——武昌方舱医院37天记
3月9日，夜幕降临，武汉市洪山体育馆的灯光点亮城市。2月3日，这里成为武汉首家方舱医院，也是该市最晚休舱的方舱医院。
3月10日，武昌方舱医院，休舱仪式上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举起“武汉胜、湖北胜、全国胜”字眼的牌子合影留念。当天，武昌方舱医院休舱仪式在洪山体育馆南门广场举行，武汉14家方舱医院完成历史使命，全部休舱。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邹晨莹 辜鹏博
3月10日下午3时，武汉市民文昌平“出舱”。
他径直冲着印有“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蓝旗走去。到了医疗队队员跟前，文昌平笔挺地站着，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有些激动地说：“我终于看到了你们的模样!”
文昌平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徽章，是队员们送的，“别的都不带，也要带走它”。他说，自己是毛主席的“铁粉”，因为在方舱里的日子，越发喜欢湖南人。
他是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批出舱的49名患者之一。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当日下午5时，14支医疗团队的医护人员声震云霄。至此，武汉所有方舱医院“关门大吉”。
从“一床难求”的困境，到“应收尽收”发挥最大效能，再到投入使用后逐渐实现“床等人”，最后扭转局面全部休舱。37天内，“生命方舟”书写了同舟共济的中国故事，创造了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显示了磅礴雄厚的中国力量。
建舱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是提出在武汉建立“方舱医院”的关键人物。
作出这一判断，源于患者收治难的尖锐矛盾。彼时，新冠肺炎患者就医数量激增，但武汉市医疗资源远不能满足床位需求，大量确诊和疑似患者未能入院得到救治。
一边是床位奇缺，一边是大量患者待收治。两难之下，方舱医院应运而生——用最小的社会资源、最简单的场所改动，最快地达到提高收治容量的目的。
2月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洪山体育馆等三地入选，将分别改建为方舱医院。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关键之举。
徐军美记得格外清楚，2月3日晚接到召令，2月4日13时55分抵达。徐军美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此次率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前来支援。
42个人，10台车，浩浩荡荡，他们是全国首支抵达武汉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他和团队里的医护人员，都是“来了才知道是办方舱医院”。
看着眼前的洪山体育馆，大家一脸茫然。但时间不等人，湘雅二医院医疗队迅速投入战斗，全面参与基础设施改建。
虽无先例，但改建方舱医院并非无章可循。“计划800个床位，原本分作东区和西区。后来，我们去看场地，床位过于密集，不能满足院感条件。只好把铺好的床撤走一小半，又开设地下一层作为第三个区域。这就是武昌方舱的ABC三个病区。”徐军美说到武昌方舱医院，就像一位建筑师端详自己设计的大楼，或是工程师查看自己研制的机械。
大到设定“三房两通道”，规划床位数量供应、分区隔断防护、电板线路，小到确定床单颜色、床位标识，事无巨细。
33小时，他们“抢”出了武汉第一家投入使用的方舱医院。体育馆内的角落处，至今还有条横幅：“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院感防控如何保障?更重要的难题摆在面前。
平时医务人员在防护方面都不怎么讲究，湘雅二医院感染科医生田沂给每位医疗队队员强化“进入方舱，三级防护必不可缺”的观念。1件防护服、2件隔离衣，不仅花费时间，而且极耗精力。出来时又要把它们一步步脱掉以保证不受病毒感染。这个流程多达十几个步骤，不光外行弄不懂，即使是医务人员，也要严格培训、反复演练。
“很多细节都是边看边改。”田沂记得，有的隔断处就是简单一扇门，且上下缝隙相当大。他们眼见所有的缝都被封住，才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没看到，就是大隐患”。
临开舱前，队员们曾经想象，那么多的陌生患者，每一个都携带新冠病毒，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有人形容当时的感受：“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沉重。”但不确定感在收治患者的一刹那消失了。
3月9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们给患者送中药。
开舱
2月5日夜里，疾风骤雨。23时，武昌方舱医院收治第一例患者。
原则上，方舱医院收治的是已确诊且未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轻症患者。为此，湘雅二医院医疗队在体育馆外搭起用于预检分诊的帐篷。
发烧39摄氏度的付丹，2月6日零点过后被送过来。严格来说，那时的她算不上诊疗方案中定义的确诊：做过核酸检测，结果还未出来。帐篷内，医生看她的CT，表示“已经很明确了”，于是她被收进方舱。果然，当天下午核酸检验出来结果为阳性。
武昌方舱对外发布称有床位，各个社区就去排查，患者从四面八方涌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内科教授肖奎看来，最让人为难的是，有社区工作人员将危重患者送来，“非常紧张、压力很大，又绝对不能放任不管。”
队员们迅速联系周围的定点医院，不停接收各路反馈回来的信息:“哪个医院能收”“有其他疾病，得先备好药品”“救护车出发没有”……肖奎说，直到凌晨3时，救护车来了，队员才松了口气。
按下葫芦又起瓢。患者从转运车上下来，只能用外衣勉强遮住身子，一路小跑到收治区;电源故障，导致电热毯一度无法使用;灯火通明的大厅内，咳嗽声、喘息声此起彼伏，很多患者难以入眠，表现出抱怨和不满的情绪。供暖、保电、安抚，一项一项接续展开。
混乱和有序同时发生着。一个晚上，他们收治了200多位患者。“我们没经验，别人也没经验。这么多患者怎么管?”徐军美回忆道。
经历着“兵荒马乱”，制度设计迅速提上日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疗队会同舱内6家医院，确定了咽拭子标本采集及运送流程、病房巡诊流程、护理工作职责等。
每有方舱开舱，床位都会“哗”一下全填满，工作量非常大。这套后来被系统总结为“武昌方舱医院的医疗质量长效管理机制”的经验，逐渐推而广之，成为武汉所有方舱医院的模板。
武昌方舱医院A区的医生战队，分为“一线班”和“二线班”。35天里，他们共同面对过近400位在床患者。
“一线班”，类似于平日里一线医生值守的白班、中班、晚夜班，由湖北省肿瘤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36名医生“搭伙”，后又加入贵州医疗队的3名医生;“二线班”就是湘雅二医院的医生团队，负责指导、调整诊疗方案，解决复杂疑难问题。
名义上是如此。“但是，湘雅的老师们每天都会一起查房。”谈到共事的感受，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生李卫松用上了“细心”“认真”“谦虚”之类的词，发出“湘雅不愧是湘雅”的赞叹。
肖奎和战友们严格执行国家诊疗规范，以及诸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药物治疗。看上去较激进的，在这里都不予采纳，肖奎说，就得讲究科学、讲究循证。
病区里的几支医疗队联合举办“患友知多少”知识比赛，患者的基本信息、医疗信息、心理问题，湘雅二医院医疗队的队员们倒背如流，甚至连电话号码都记得清清楚楚。
李卫松尤其佩服肖奎：“他能记得住A病区几乎所有患者的信息，对每一位患者都很负责。”“有的患者每天都会问我们一个重复的问题，那就是核酸检测什么时候才能转为阴性。”李卫松说，肖奎不仅能给患者分析提取标本、核酸试剂的情况，还能根据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对症下药”，增强他们战疫的信心。
“胸片拍了吗”“还在发烧吗”“一定多喝水”。与患者的沟通过程中，这是张慧琳说得最多的三句话。张慧琳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担任武昌方舱里的护理组长。“不能遗漏任何一位患者。”回忆开舱时的手忙脚乱，尽管医护人员为抢时间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对患者打针吃药体贴入微，她还是觉得做得还不够，还可以更好。
3月9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队长汪洋(右一)和队友核对最后准备出院的几位患者资料。
满舱
3月9日，在洪山体育馆前，一群工作人员把记者叫住，请求为她们合影，理由是：也算间接做了救死扶伤的事。
她们是武汉市艳阳天餐馆的员工。董立红是彭刘杨路店的店长，每天她要和同事把温度不低于50摄氏度的餐食，送到武昌方舱的清洁区门口。有大半个月，每天要送的餐盒超过1000份。最近一周份数不多，董立红却打心底里高兴。
从彭刘杨路店到洪山体育馆，开车约15分钟。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从内场进入清洁区取餐，更衣和消杀都要花费不少时间，董立红只能尽量选在方舱医院医护人员交班的时候送餐。
餐食有鸡肉、牛肉、基围虾，配着牛奶、水果。患有糖尿病的，护士们都会记录下来，给他们提供无糖的食物。有的是回民，配送的就是清真食物。
有烟火气，有人情味，方舱医院不仅是医院，也是患者的“家”。随着更多患者入住，如何管理的问题浮出水面。
最多的时候，A区的249张床，住下了239人。单靠湘雅二医院和其他省市支援过来的一些护士，不足以管理这么多患者的日常生活。
发饭发药时，总有几个人上前帮忙。他们自作主张地命名了各自负责的部分，一区、二区、左区、右区，后来演变为选出“区长”、自我管理。当上了“区长”的张女士很积极，地面电线导致护士推治疗车受阻，她就帮忙抬一下;行动不便的患者想找医生，她主动过去叫医生。
志愿者也有行动。入舱的第二天，付丹看到有人收拾垃圾。她感到有些奇怪，清洁工人怎么没有穿防护服?一问，原来那人是159号床的病友。这对于付丹来说是个转折点。她本来充满消极情绪，目睹了这一幕，她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事情。开水区地上总是湿漉漉的，原因在于热水器都没有装下水口。于是，她跑到馆外，找了几个废桶，把管子接到里面排水，水满就倒掉。慢慢地，她发现，更多人自觉在付出。
除了医护人员、“区长”和志愿者，还有公安民警化身“万能服务员”，环卫工人坚守岗位，共同维系方舱运转如常。
“方舱里收治的都是轻症患者，但他们具备完全的行动能力。”张慧琳说的这句话，有层隐含意思：一旦患者有不良情绪，极易发酵扩大。这对于医护人员和周围病友，也是潜在危险。
医疗队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患者进行心理辅导。徐军美介绍，目前共编写了两版心理疏导手册。第一版名叫《走进方舱》，帮助患者面对初入方舱的各种心理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舱”，第二版手册命名为《走出方舱》。
湘雅二医院心理咨询师刘进被称为“心灵小王子”。他鼓励患者将春天画出来，把心声写下来，还举办了方舱版“我是歌手”活动，为他们建立了“心灵氧吧”。
“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手机循环播放着《心墙》，203床的阿姨坐在病床上，沉浸在音乐里。数着日子，已是她进舱的第20天，离这里休舱只有1天。她想着眼前的病情，更计划着邀请护士们去黄鹤楼看看。
3月10日，一名出院患者准备乘车离开。当天，该医院最后一批49名患者康复出舱。(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休舱
2月11日，武昌方舱医院首批患者康复出舱;
2月19日起，武昌方舱医院“入舱”人数少于“出舱”人数;
2月27日，中央指导组公布，武汉的方舱医院已经实现“床等人”。
……
据统计，武汉的方舱医院共计收治超过12000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占武汉所有确诊病例的四分之一。极大缓解定点医院的收治压力，保证“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方舱已到休舱之时。
鞋套摩擦地面的声音，伴随着防护服的高密度聚乙烯面料，哗啦，哗啦，哗啦。张慧琳很是熟悉，又有些恍惚。3月9日，最后一次入舱，她情绪有些复杂。她亲眼见到患者心态由惶恐变为平静，以及医护和患者的关系越发融洽。“这是大家一起并肩作战的地方，以后想在方舱里面上班也没机会了。”
医生不了解、病人不认同、社会不理解，这是创建初期的武昌方舱医院。历经无数风浪，这艘生命方舟，完成医护零感染、轻症零死亡、出院零回头的使命。
生命方舟停泊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湖南日报武汉3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