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城门桥南侧的“同善社”里，一组栩栩如生的铜像再现了“一把铜勺”的故事。这儿曾是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及周恩来的住所。 蒲学光 摄
记者 田甜 何淼玲
我爬过巍峨的雪山，跨过泥泞的草地，长征路上与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一路同行，后来，却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安家近50年。你问我是谁?我是一把铜勺，一把有故事的铜勺。
那是1935年9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越岷山，过草滩，到达了哈达铺。
我跟着主人一路风尘，终于找到了落脚休息的地方，住在城门桥南侧的同善社稍作休憩，可是主人的肝病却越来越重，英俊的脸庞也越发瘦削苍白。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有一天，主人实在疼得厉害，就差身边的小战士去镇上找大夫。不一会儿，小战士带着一位须发花白、背着药箱的老先生回来了。“首长，这是畅通大夫，他的医术在哈达铺远近闻名。”小战士介绍说。
畅通大夫坐在主人身边，拉起主人的衣袖，把起了脉。“你这是肝病，加上一路劳顿，再不好好治疗恐怕要凶多吉少了。我给你开几副药，一定要按时服用，平日里也要好好休养，不能再劳累了。”畅通大夫皱着眉嘱咐道。
话说完，畅通大夫带着小战士去药铺抓药，过了半天光景，小战士端着熬好的药进来了。主人喝了两口以后，突然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问小战士：“抓药给了钱吗?”
“我们行军到这里，实在拿不出钱来，身上也没值钱的东西了。畅通大夫说，他平时也常常给老百姓施药，这个药他就送给咱们了。”小战士有些心虚，轻声地回答。
主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环顾着四周，目光落在了我身上：“这把铜勺还能用，你把它拿去给畅通大夫吧，虽然不值什么钱，也算是个纪念。”
小战士犹豫了一会儿，拿起了我，揣在怀里，一溜小跑地来到了药铺。他把我从怀里掏出来，双手递给了畅通：“我们首长让我把这把勺子给您，这把勺子跟了他很多年，他说咱们红军绝对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这个给您作个纪念，请一定要收下。”
畅通一再推辞，可小战士更是坚持，畅通只好收下了。小战士脸上露出了笑容，步子轻快地走了，背影印在了我光亮的身上。
就这样，我在畅通家安了家。畅通常常拿着我，跟儿孙们讲关于我的故事。解放后，有工作人员过来寻访红军长征时的足迹，畅家人才知道，原来小战士口中的“首长”，竟然是周恩来总理。
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畅家住了快50年了，虽然我不再像当年那样光亮如镜，却已经成了畅家的传家宝。畅通已经去世，他儿子畅树隆继承了衣钵。有一天，镇上来了几个知识分子打扮的人，挨家挨户探访。原来他们是省里和县里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专门来收集红军长征时遗留的红色文物。
畅树隆从箱子里把我拿了出来，不舍地抚摸，然后找了一块新棉布，把我包裹起来，揣在怀里来到了县文物局。见到工作人员后，他轻轻地打开了棉布，双手把我递了上去。那个畅通在家里讲了几十年的故事，畅树隆又讲给了文物局的人听，他说，关于我的故事不应该仅在家族里流传，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说完我的故事，我还想给你们读一首诗。这首题为《咏红军》诗在哈达铺广为流传，是当地的清末秀才张炯奎所写——“仓皇无计欲何之，正是闻风落胆时。只道伤残同列寇，那知仁义胜王师。人言戮掠皆虚语，自悔潜逃反失资。瞥眼雷霆惊震后，听来一路赞扬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