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淡泊名利，顽强斗争。”8月3日，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之子江旅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敢讲真话、敢于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名利，而是一心为公。无私才能无畏。”
“主席，我就是一个大右派”
1959年的一天，江旅安在家里听到柯庆施(华东局第一书记)和父亲吵了起来。柯庆施说：“反右和反右倾，你为啥都不打刘顺元(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渭清说：“一讲错话就是右派、右倾，那要打多少‘刘顺元’?”柯庆施问：“你怎么向主席交代?”江渭清说：“主席那里我去说。”
不久，江渭清回家高兴地说：“主席见到我就问，渭清，江苏省委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说，右倾思想有，分子还没有发现。主席又问，江苏省委就没右派?我说，主席，我就是一个大右派。大家哈哈一笑。这事就算完了。”
江渭清逝世后，江旅安的岳父王从吾对他说：“你父亲在江苏两次反右没给一个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戴‘帽子’，很了不起!”
受父亲的影响，江旅安也敢于动真碰硬。一位领导曾对王从吾说：“在我们办公会上，就你女婿提意见多。”王老问：“他提的意见对不对?”领导说：“对倒是对的，就是太直啦!”
“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把环境治理好”
江渭清一直很关心群众的疾苦。“文革”后期，他将所补工资都捐给了平江老家的余家洞小学。
一次，江渭清到景德镇视察，对城市脏乱差和大气污染严重很不满意，他要求道：“老百姓不光是要吃饭穿衣，还要有良好的生存环境。不能光抓生产，不关心群众生活。一定要把环境治理好。”
江苏省一位老领导曾告诉江旅安：“你父亲去世前还问我，今年江苏人民生活改善了多少?并叮嘱我们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1957年，江旅安高中毕业，向父亲透露想考军校。江渭清说：“和平时期缺乏建设人才，你还是别考军校吧。”
1960年，南京工学院筹办尖端专业，要把江旅安从大三调出来当教师，他征求父亲的意见，江渭清说：“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大学毕业后，江旅安分配在南京十四研究所工作。“文革”中，他被抄了家、下放劳动。1975年才又分配工作。1980年初，江旅安被调到江苏省经委工作。他从科员干起，扫地、打开水等事都主动做，从不以高干子弟自居。
1986年，江旅安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去淮安县挂职扶贫，住仓库，吃食堂。他敢讲敢做，整肃了一些干部的歪风，也得罪了人，受到威胁。江旅安称：“1987年春节，我收到一封装有一个子弹头的信。”
“好风气形成很不容易，要破坏它快得很”
江渭清在与上级、战友、同事的交往中，是尊重、坦诚、平等的，有什么问题都放到桌面上;不请客送礼，也不接受别人的吃请和礼品;别人知道他的作风，也不给他送礼。
“父亲一贯节俭，不占公家便宜，不以权谋私，对家人、亲戚要求很严。”江旅安说，“他没安排老家一个亲戚来南京工作。我外公、满舅都是烈士。大舅在南京有线电厂当工人，一家7口人，就挤在不足30平方米的筒子楼。”
解放后，江旅安一直跟着警卫员吃大灶。后来，江渭清主动把儿子和保姆的供给制取消了。家人出门都乘公共汽车，公车绝不私用。江家每年都要用松叶熏制腊肉。江渭清交待家人只准捡掉在地上的松叶，不许采摘树上的。
1974年底，江渭清调任江西省委书记。一天早上，机关管理局的同志来家里送菜，江渭清问：“你们为什么送菜来?”对方答曰：“省委书记家一直都是送的。”江渭清说：“自己有工资，还要送菜?我不要。”
有一天，江渭清到基层视察。晚餐时上了酒，他责令把酒撤掉：“按标准吃饭是制度，谁都不能特殊。好风气形成很不容易，要破坏它快得很。”
对独生女儿，江旅安注意培养她刻苦、独立、勤俭的作风。女儿靠奖学金在美国读完博士,工作5年后，回国效力。
“要保持晚节，注意自律”
江旅安告诉记者，其父退休后对他说：“工作退了，思想不能退。要不断学习、保持晚节、注意自律，把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对于如何“延年益寿”，江渭清总结了“三点”：气量大一点，胸襟宽一点，生活注意一点。他还把自己工作的经验概括为“当领导的十句话”：胆量要大，肩膀要宽，耳朵要硬，办事要公，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高瞻远瞩，谦虚谨慎。
江渭清病危时嘱咐儿子：“我还有一万块钱，你帮我交党费。”病房里守护的几位医生、护士，听了这句话，都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