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以及久远的未来，都长期受到他的影响，他存在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让观众看明白
中国为什么会出一个毛泽东
对话大型史诗电视剧《毛泽东》总编剧黄晖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婷婷
《毛泽东》总编剧黄晖。
《毛泽东》剧照。
灯光下，黄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声音急促，说到激动的地方，会一次次比划手势。
他手边的书架上，关于毛泽东的书和资料摞成了小山。6年前，他的处女作《恰同学少年》斩获央视电视剧收视率冠军;今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他再次拿出大型史诗电视剧《毛泽东》的分集大纲，并参与编剧创作。
12月22日晚，黄晖就两部关于毛泽东的电视剧，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婷婷
我尊重历史精神的真实
而文艺最主要的功能是“文以载道”
记者：您的第一部剧本《恰同学少年》，原始创意是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当时为什么想到将教育这个内容与毛泽东的题材串起来?
黄晖：欧台这个人，无论业界还是外界对他的看法，几乎都定位为“中国电视娱乐教父”，但其实他在电视产品的思想性上一直有自己的追求。他有感于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而湖南恰好有做这类题材的优势：近代以来，湖南在教育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他很希望挖掘本土资源，经过反复讨论选择了第一师范。对于今天的青年人，用毛、蔡、杨这组关系来说明教育问题，是最有说服力的。
记者：在写《恰同学少年》之前，您个人如何看毛泽东?最想通过电视作品展现毛泽东的哪一面?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手段来呈现?
黄晖：每一个中国人对毛泽东都有自己的认识，但都不全面。我出生赶在了上世纪60年代的尾巴，经历了一个盲从或者说迷茫的年代，也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自由思潮——总体上来讲，当时正走入一个“将毛泽东请下神坛”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又慢慢改变着我们的想法，有了更多的思辨，不再用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来概括。特别是后来做这个题材，我开始掌握大量资料，专门地学习、研究，加深了我对毛泽东的理解。
《恰同学少年》最主要的一个突破，是做伟人青春剧。我们分析这段历史时发现，它完全就是一段标准的学院生活，这种忘我的青春昂扬的气息非常感染人。我想呈现的，正是这种在精神上无所畏惧、冲决一切的真正阳刚的青春和生机。
记者：《恰同学少年》当时收获了央视收视冠军，但也遭到很多争议，比如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否真的存在那样一个极端理想主义的“学术真空”?
黄晖：首先，我们所表现的东西，大体都是真实的。对于写历史剧，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观念：文以载道，借古喻今。如果专门去告诉别人历史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去写专题片、纪录片吧。文艺是为当下服务的。我尊重历史精神的真实，但不是要去还原历史资料中所有的本来面目。
《恰同学少年》中对第一师范表现得相对完美，缺点体现得不够充分，这点我承认。但它是为了服务于今天，为了影射、针对今天的教育弊病：今天有什么问题;当年他们是怎么做的。
新剧《毛泽东》比《恰同学少年》更让我害怕
记者：您刚说到文以载道，您想载的是什么样的道?最想通过作品输出什么?
黄晖：这就是我们当时定的主题：老师怎么教书育人，学生怎么读书成才。在毛的时代，与今天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不功利，有着非常强烈的、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理想中去。而今天我们的教育存在着太多浮躁与功利，升学率成为几乎唯一的目标，还有多少老师是真正在传道、授业、解惑呢?当然，这不能单纯地归罪于老师这个群体，这和已经固化的社会积弊有很大关系。如果每个人、每个环节都如此功利，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个民族将面临极大的危机。
记者：在处理历史红色题材与青春偶像剧形式时，有没有遇到困难和冲突?您如何平衡这种冲突?创作这样的题材，您最怕什么?
黄晖：其实当时真正困扰我的，倒不是历史红色题材与青春剧之间的矛盾，而是剧中人物的思想高度、精神活力让人难以企及。《恰同学少年》可能在这方面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涉及更多的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而我已经经历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能在精神层面尽可能地去领悟。但新剧《毛泽东》是要表现他的生平，这是让我更加害怕的。
记者：两次害怕有何不同?您如何消解这种害怕?
黄晖：写《恰同学少年》时，主要怕的不是写毛泽东，而是我完全没有经验。当时龚若飞给我找来了《还珠格格》和《走向共和》的剧本，让我学习剧本格式。对毛泽东的畏惧感，反而是写的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写到第6集时，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开始鲜活起来，只有毛泽东的形象我感觉还是一个概念。直到第7、第8集以后，我突然觉得找到了感觉，才不那么怕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积累不够，不自信。这次的害怕则更强烈，因为面对的是毛泽东的一生，但害怕的时间相对较短，有经验了，知道基本的东西如何处理。
消解害怕只能靠拼命学，使劲看资料。这么浩繁的资料，任何一本可能都比我的剧本厚，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资料掌握的过程，更是理解和思辨的过程，我必须得通过材料去加深对人物、对历史的理解。
过去的同类题材都是“以史带人”，我想挑战“以人见史”
记者：您觉得《毛泽东》较《恰同学少年》最主要的突破在哪里?
黄晖：接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最大的两个难点，其一是刚刚说到的他太广博，我积累还不够;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同类题材太多。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展现自己的理解。
我发现，过去拍毛泽东的题材可以总结为“拍一件事”，长征、开国大典、重庆谈判都在找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段落，都不可能展现毛泽东的全貌，以及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的入手点就应该死死抓住这两条，呈现毛泽东如何一步步成长过来，他的性格、思想、情感、精神的发展历程，什么因素在支撑和改变他。要让观众看明白，中国为什么需要毛泽东，中国又为什么会出一个毛泽东。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说，以前的这类题材都是“以史带人”，而您想挑战“以人见史”?
黄晖：对。作为人物传记，首先要展示人物形象，同时我还希望它能展现中国现代史的内在发展脉络。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伴随着整个中国现代史。这部作品不应该是一幅画，而应该是一条流水，以涓涓细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通过作品中的思辨，让观众跳脱出课本和历史资料里的概念。
记者：现在如何看待毛泽东?从《恰同学少年》到《毛泽东》，您对他的理解有何变化?
黄晖：如果说《恰同学少年》还只是对他某个方面、某个年龄阶段的理解，这次的新剧《毛泽东》则是落在人物传记上，必须更全方位地去理解他，在逐渐走向深入和全面的过程中，用一种更为理性的思维方式看待他。
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巨人，与今天的关系并不大;而现在我觉得，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以及久远的未来，都长期受到他的影响，他存在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中国近几百年来最坚定的妇女解放斗士，就是毛泽东。他认为，中国妇女是几千年来受压迫最深的群体，要解放她们，给她们经济权是最根本的，而生产资料就是经济权。“妇女能顶半边天”，只有在生产权上平等了，妇女才能真正平等。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些可能都要晚来很多年。
李鸿章曾经说，中国遇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口，我们仅花了近一百年时间，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集大成者就是毛泽东。但顺着毛的具体做法走下去，也是不行的。他过于理想化，而且能量太大，这种尝试一旦失败，就必将由整个民族来承担。评价历史人物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历史最后看的是：这个人改变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