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牧。
是在家乡安稳地上个班、过过平静的日子，还是漫无目的跑去异国、做一份外界看来不怎么体面的活儿?
不少人嘴上会选择异国，实际上可能更愿意留在家乡，或者，不敢离开家乡。
是选择做一名真小人，还是选择做一名伪君子?
不少人嘴上会选择做真小人，实际上可能会露出伪君子的形象。
一个名叫李小牧的长沙人，选择去异国：他到东京新宿歌舞伎町，做了一名红灯区导游。
2005年，他的《歌舞伎町案内人》在中国出版后，名头一直很响：近年来，他开设专栏推介“歌舞伎町大学”，接受访问评点国际时事热点;本月23日，他自掏腰包制作的视频节目《日本新“李”解》，在环球网开播。
他俨然已把“案内人”的名头“洗白”成了文化人。
文、图/本报记者范思鼎 深圳报道
“文艺青年”
“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作无愧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作家肖复兴这样说。
于李小牧来说，他经历过的青春，可以给老年留下难忘的回忆。
1960年8月，他出生在长沙兴汉门一个市民家庭，爱好唱歌跳舞裁缝。
这会让他显得“娘”——他现在仍呈现这样的性格特质。不过，他说，这样的兴趣更容易讨人喜欢，“打球那样的事，太脏了。”
他会对儿时的艺术天赋津津乐道：6岁登台，在母亲单位联欢会上表演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后来，入选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饰演雷锋;再后来，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看中，但由于政审原因没被录取;13岁那年，为了避免下放农村，进入湘潭歌舞团。
履历已经久远，他是否确属一度流行的“文艺青年”出身，现在已难考证。
他后来到了长沙一家服装厂，做起了裁缝——这是他小时候的爱好。到了1980年代初，他选择了跳槽，去了深圳一家中外合资的服装公司。
他说，服装公司老板李小姐，长沙人，起初，公司并不招男员工，但是，他凭借娴熟的“电剪刀”技术，征服了李小姐。因为，那个年代掌握“电剪刀”手艺的人并不算多。
说到这里，李小牧用右手摸了一把脸颊，嘻嘻哈哈：“人长得好，也算是一个原因吧。”
除了做裁缝，李小牧没有浪费深圳的夜生活：“我会出现在酒店里，和爱梅一起做舞蹈演员，但是，我们必须隐瞒婚姻关系，否则会被老板开除。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夫妻关系，只知道我们是舞伴，甚至，因为我看上去比较小，别人会把我当成爱梅的弟弟看。正是这样，别人对爱梅揩油从来不会避讳我，我也只能忍声吞气，有时还要装得若无其事。”
爱梅，李小牧前妻，在《歌舞伎町案内人》中，是一个诅咒过李小牧没有前途、不能给她带来幸福、最后选择与别人偷情的女人。
在深圳的第六个年头，终于，李小牧被一件事惹怒。
他不愿提及对方名字，只是愤懑地称对方是“罗湖区一个派出所所长”。他说，对方看上了爱梅，而后以“非法同居”的理由将他扣了25小时。
他决定远远离开，出国，去日本。
“案内人”
1988年2月26日，李小牧以学习服装设计的自费生身份，降落日本成田机场。
他说，选择日本，一是他认为日本是服装时尚的源头，他应该去东京看一看，二是因为自己有一点语言基础，“在湘潭歌舞团的时候，指挥是东北人，教了我几句日语，更何况，日文中有那么多汉字，去了日本不至于摸不着北。”
他记得，过海关时，边检人员问了他一句话，当时他日语不好，只是傻乎乎地回了句“库你其哇”(你好)，边检人员没有追问，把护照还给他，示意通过。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问我有什么需要报税的东西吗。”李小牧说，自己的行李中，除了一床被子，还有一些足够他过一段日子的干粮。
从机场所在的千叶县出发，东京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李小牧找到了东京新宿——他说，那是印象中日本的象征地带，那里有时髦的源头。
日语学校3个月的学费，花掉了李小牧20万日元——他说，这几乎是他从国内带去的一半经费。
除了学费，还有房租。他通过房屋中介所找了一处最便宜的屋子，月租3.6万日元，一次性付清3个月，“荷包里基本上没什么钱了。”
他到歌舞伎町找工作，这是日本著名的红灯区。他说，起初，自己在旅馆打扫卫生，随后，在餐厅刷盘子、在酒吧伴舞，直到做了一份发纸巾的工作，他才被引到“案内人”的“岗位”上。
发纸巾，每小时报酬1000日元。做这份工作，能接触各种各样的客人，经常有客人打听好玩的地方，也常常能收到小费。李小牧干脆辞去发纸巾的工作，做起了“案内人”。
“案内人是日语的表达方式，在日本的每个景点，都有案内所，相当于旅行社，案内人就是导游、引路人的意思。在红灯区做案内人，相当于是导游。”
正因这样，他常常被人理解为“皮条客”。
他会“纠正”这些说法：“皮条客是自己有小姐，自己拉客，我不一样，我只把客人带到娱乐场所，可能是舞厅，可能是酒吧、餐厅、赌场。”他甚至会援引数据：“歌舞伎町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那里有5000家店，只有1000家做色情，其他的不是。”
不过，解释归解释，李小牧还是不敢给家中老人交代自己具体的工作，只敢说在日本做导游。
“我要和黑人、日本人、韩国人，甚至自己的同胞相互算计，争夺地盘。最危险的时候，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但是，这是我的饭碗!”
“社会学家”
自1988年算起，李小牧已在歌舞伎町做了24年“案内人”。只不过，他已不再自己站街，而是安排8名手下执行。
他做起了文化。
现在，他的头衔包括：18本畅销书作家、日文版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日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他俨然一副华丽转身的样子。
他自己不这么认为，觉得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事。“写书，确实是一到日本就有的想法，我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现在，我做的很多所谓文化方面的事，其实都是以歌舞伎町为起源。”
他以《新闻周刊》为例：“你说，那些教授博士他们不请，偏偏请我来写，这是为什么?因为，我在歌舞伎町，我天天生活、工作在这里，别人需要电影般的思维才能写出的情节，我自己已经亲历无数回了。在我脑子里发霉的东西，在别人眼里都是很新鲜的。”
2004年，中日关系出现紧张。也就在这一年，经日本内阁府批准，李小牧成立日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协会，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增强彼此了解。
到现在，他会关注一些时政话题，比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所谓“收购钓鱼岛”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他接受电视访问时说：他(石原)跟我一样写那些色情文学，他是靠这个出名的。
他甚至关注国内高考。今年湖南作文考题“手”，他在媒体上写了篇《上帝之手》，文章这样说：在中国，我的最终学历是小学，只比文盲强了那么一点点……你可以没有家庭背景，没有聪明的头脑，你可以是矮挫穷，你可以自诩屌丝，但请相信，只要你有手，就可以只手遮天，翻云覆雨。
说起前日推出的视频节目《日本新“李”解》，他在微博中自谦：外行一个，第一次搞制片，将再接再厉。有粉丝评价：“第一次这么贴近了解日本!牧哥加油，都是湖南人哦。”
“我老婆很反对我做这些，因为不赚钱。”李小牧说。
他曾在书中说：“我要赚钱，赚很多的钱。”他也公开宣布：“我就是爱出风头。”
现在看来，他基本做到了：住会员制酒店，喝进口清酒，开奔驰跑车。当然，这全仰仗他的案内人工作。
“我没觉得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都是在日本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他说，歌舞伎町是自己一切的根本，到死也不会离开。
“我更愿意别人叫我‘社会学家’。我做案内人，跟各种人打交道，也因为做案内人，积攒了各种资源。跟人打交道，不就是社会学家么?”
李小牧还在歌舞伎町开了家湘菜馆，他声称最初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味，并把火宫殿的厨师带到了那里。现在，那家餐厅已不单单满足个人口味了，总是爆满。
“朝日新闻、读卖新闻、NHK，很多日本媒体人都会到我那里聚一聚。”他通过自己的餐馆结交朋友，也偶尔赚点啤酒钱。
至于未来，他笑：“如果我能在坡子街开家夜店，那一定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