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谈，1944年5月11日出生，湖南涟源人，曾在解放军某部担任创作员，后在工人日报社驻湖南记者站和湖南日报社任记者、编辑。还担任过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等职务。2007年7月，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副主席。其作品《山道弯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山野情》均获中国首届乌金奖，中篇小说《山雾散春》、《你留下一支什么歌》获全国第一、二届乌金奖。
文/本刊记者 曹辉 实习记者 王华 摄影/ 喻伟铖
着一身休闲的便装，待人随和谦让，操一口浓重的湘中土话，几声爽朗的笑声过后，我们的提问将他带入到了那个难以忘却的年代，也走进了这位文化湘军代表的心路历程中。虽早已过甲子之年，但说到激动处，他依然手舞足蹈，声音高亢，试图用这种方式表达心里的快与不快，这就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
〉〉〉难舍的故乡情怀
新闻天地：您的家乡湖南涟源（老湘乡），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像曾国藩、黄公略、陈赓、蔡和森等人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对于故乡和故乡的人，您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和感情？
谭谈：我的家乡位于今涟源市的一个山村里，村子里有座石头山，石头山有一个美丽好听的名字，叫花山。这个山名寄托着祖先的愿望——希望家乡变成青山绿水、花开四季之地。我们老家就在山下，那个房子大啊，十几个厅堂，一两百间房子，分为六个单元，每个儿子一个单元。从老屋的西边走到东边单元，都有半里多路。屋子中间还有一眼池塘，里面的水一直流到田垄里，我小时候经常跟母亲半夜起来，去池塘起鱼笱捉鱼。老屋那种人与山水、人与人的联系，生动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潜移默化一直影响着我长大，这段深刻记忆是我精神上的珍贵收藏。后来我离开老家，但老屋和那眼池塘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示，这其中也包括我的写作素材和创作灵感。
童年时最令我兴奋的是山乡渔火，那时候特别迷恋抓泥鳅，我经常跟着旺哥，穿走在一条条窄小的田埂上，他特别像鲁迅先生的作品《故乡》中的闰土，左手提着火，右手拿着铁叉，我便帮他提着装泥鳅的竹篓子，心里真是比吃泥鳅还有味。
记得我们上小学时，有位老师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没有活动场地，他就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上体育课时除了做操、跑步、爬山和跳绳外，还带我们去温江游泳。那个老师特别喜欢锻炼，为了督促自己，他自愿调离所在的学校，去八里之外任教。每天清晨，他就沿着河岸跑去学校，下午回家，他又逆水游回来，周围的人称他这种方式是“晨跑晚游”。一生中有这种老师，是我的幸事，他真的将教书这个谋生的手段变成了一项“天人合一”的活动。对故乡的深情，对伙伴的怀念，这些情愫给我的生命印上了永远的底色——绿色。
新闻天地：您个人的经历非常坎坷，13岁当工人，17岁当兵，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自己的肚子填饱，“饿肚子”在您早期的经历中是一个绕不开的词，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呢？
谭谈：那个时候家里的生活确实是苦啊，我父亲在外帮人做临时工，母亲就去山上挖野菜、拾柴火。我当时上学从家里带饭吃，到红薯的季节时，中饭就是一个生红薯，可到了春荒、夏荒的日子，家里什么都没有，就吃些菜叶子掺拌糠粉的糊糊去学校，饿着肚子一直到下午放学，走到家两条腿都软了。有一次回到家，队里公共食堂的门关了，母亲实在没办法了，就把我满周岁时外婆送我的风帽拿了出来，把帽檐上那七个银制的小菩萨抠下来，让我拿到供销社去换饼吃，手里捧着那几个小菩萨，我眼泪唰就出来了。
后来因为家里难以支付我的学费，我就退学了。为了吃饭，我先跟着父亲给别人砸石头，后来又到了涟源县一家小炼铁厂，心里当时痛快啊，因为可以赚钱吃饭了。我调到金竹山煤矿时，正好碰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候饿死人是经常有的事情。没东西吃，我们几个人一下工就结伴上山，挖土茯苓和葛根。有一次我把土茯苓吃多了，大便拉不出来，足足在厕所蹲了有三个小时，后来没办法，硬是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的。
除了那些，我们还偷东西吃。有一天晚上，我们肚子都饿了，就跑到五六里外的县园艺场的萝卜地去偷萝卜，刚拔几个就被人发现了，我赶紧跟着他们几个就逃，当时前面有一个四五米高的坎，我什么都顾不上，一下就跳了下去，后来连萝卜袋子都丢了。为了吃饱饭，后来我就报名参军，家人也很支持。为了做一个离别的纪念，我就想吃一顿饱饭再走，于是就拿着家里准备给我邮寄的蚊帐，用它换了三斤大米，再找了个愿意出茶油的人合伙，把米磨成粉，炸成黄黄的粑粑，美美吃了一顿，那可真是香。
新闻天地：1976年，国家煤炭部刊物《他们特别能战斗》调您去北京工作，后来您却放弃，选择留在了家乡，这是什么原因呢？
谭谈：当时我被借调到煤炭部的刊物《他们特别能战斗》编辑部工作，第一次去北京，心里还是蛮高兴的，工作也特别卖力。煤炭部当时有一个树立采煤英雄和十面红旗的活动，后来我负责一部分材料的整理。在我把资料整理完后，又将那些典型材料改写成了长篇通讯或报告文学，在刊物上发表。估计就是我当时的勤奋打动了北京编辑部的同志，他们才下决心调我进京的。当时房子都为我准备好了，钥匙也拿到了，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而对于我的调动，煤炭部干部办公室也有过争论，焦点就是：部里规定的是行政干部一般是不到下面调的，而我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工作能不能胜任？有人就认为，虽然我只是个初中肄业生，但论能力，我比十几个有大学文凭的本科生还强一些。
没高兴多久，后来我发现上下班一趟要在车上花两三个小时，而这样算算：一小时写三千字，一个月、一年呢？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要浪费在车上，觉得可惜啊。然后，在调令从北京发来的时候，《工人日报》的一纸调令也来了，经过和爱人一番商议之后，觉得还是留在家乡好，后来我选择了在《工人日报》湖南记者站做记者。除了这些，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顾虑，就是吃饭问题。当时北京每人每月的口粮只有大概百分之二十五是大米，其他的就是面粉和杂粮，是我是个离不开大米的人，所以很不情愿离开湖南。
〉〉〉扛过枪下过矿的作家
新闻天地：您写作的兴趣是怎样来的呢？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记忆？
谭谈：我写作的兴趣也是从看报、看书中来的。当时在铁厂做工的时候，每每有了多余的零花钱，我总会到书店去买一些书看，比如像《红旗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我就发现，原来这些文学作品中间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于是，我也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时我不敢把写出来的东西送到厂里的墙报上去发表，后来就在自己破旧的宿舍里用报纸糊了一面墙，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叫“钢花”，这很罕见的，它的“编者、作者、读者”都是我自己，这样的特殊举动，也消除了我一个人的孤独和寂寞。那个时候我才15岁，一些鬼怪故事难免也带给我一些心理上的恐怖，但不幸与有幸、苦闷与文学、贫困与富有，这些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虽然没读过很多书，但我当时就产生了要当一名记者、当一名作家的念头，我就想，当工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想想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呢？
新闻天地：在发表了作品《听到故事之前》之后，您被称为您所在部队的第二个“战士作家高玉宝”，但之前有两年内很多作品却都没能顺利发表，但您一直没放弃，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呢？
谭谈：我的第一篇小通讯是《克勤克俭的小王》。《听到故事之前》是我个人短篇小说的处女之作，发表在1965年2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这篇小说的反响很大，我也被称为是第二个“战士作家高玉宝”。但在这篇稿子发表之前，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因为爱写作，后来我就当上了连队黑板报的“编辑”，给连队办第一期黑板报时，我将自己写的一篇小通讯《假日里的忙人》登在了黑板报上，有个人后来读了这篇文章，觉得还不错，就一字一句把它抄了下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还推荐到了报社，不久之后在《汕头日报》发表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来连队检查工作的团政治处宣传股长，他对我树立从事写作的人生目标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作品也没能顺利地发表，比如我有一次连寄一二十篇稿子到报社，却一篇都没有发出来，这一度让我非常灰心，但我不信那个邪，能出第一个高玉宝，就能出第二个。我在芭蕉树下，在海边，在一些同志的冷嘲热讽中看书、思索。
大海给了我很多启示，我发现，大海永远都不知道疲倦，总是那样兴奋，一次一次地跃起来，向岸边的礁石猛扑过去，“刷——轰”，顿时全身粉碎，但转眼间它又聚拢起来，积蓄力量，进行着新的冲击。我心里当时就发出了一声呐喊“我要向海水学习”。因此，“海水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前进，两年多之后，《听到故事之前》就发表了出来。
新闻天地：我们了解到，您曾一度想告别喜欢的文学创作，还发生了一个“焚书烧水”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谭谈：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是文学刊物停刊，报纸只登新华社的稿件，我那时在《人民文学》等五家刊物留用的稿子一篇都没有发出来，那篇在《收获》上刊发的小说《水上飞》，因为涉及部队大比武，也受到了批评。
一气之下，我搜集好这些年省津贴买回来的报刊，有六七十斤重吧，抱到营房烧热水的大铁锅前，我就想，别人是“洗手”不干了，我就要来个“洗澡”不干了。然后我就把书一本本地扔进火炉，用它们烧了一大铁锅热水洗了个澡，“焚书烧水”这个故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虽然心里也是一百个、一千个不愿意，但爱文学又不得不放弃，那种情感很复杂。痛别之后，我一连向部队递交了三份请求复员的报告，后来才得到批准。
复员后回到金竹山煤矿，我就想学一门好技术，在厂里老员工的帮助下，我到红岩矿井当上了一名电焊工。我跟的那个师傅姓刘，是个比我还小两三岁的电焊女工。当从别人那儿得知我是原来在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的战士作者时，就非常高兴，我当时就极力否认，因为不想写了嘛。她听完就很不高兴，立起身，将电闸一合，一丛丛紫蓝色的焊花在我眼前开放，随后她说了一句：“熄了火，再点起来！”
坚持下去的念头又在我脑海里蹦了出来，我的心里亮堂了许多，是啊，当时虽然说没有刊物发表作品，没有出版社出书了，但民族文化却是毁灭不了的。因此我手中的笔不能放下，我认定的事业也不能放弃。只当了19天焊工后，我就被调到矿区机关工作，在领导知道我以前是做宣传工作之后，便让我负责写材料，后来我又被调到矿务局负责筹办《矿工报》复刊工作。
我的写作又真正被捡起来了，我把报纸副刊《煤海激浪》改成了《矿灯》，担任全局的对外报道工作，这段经历为我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我们那个报纸还走出了像魏文彬、林家品等一些当今的名人。
〉〉〉成名作《山道弯弯》引轰动
新闻天地：《山道弯弯》是您的成名之作，作品后来还被编成了电影、电视剧、花鼓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作品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没有故事原型？您怎么看待当时一些批评的声音？
谭谈：不仅仅是《山道弯弯》这个作品，我的很多创作都是从矿山生活中发掘出来的，每当我拿起笔，矿山里那些矿工朋友和矿工们的妻子，就如潮涌般进入到我的胸膛。有几个感人的故事，让我感触很深。
当时有一个矿工牺牲了，其弟弟顶职进了煤矿，其妻就改嫁给了弟弟，但是不久之后，其弟也牺牲了。后来我去邓子山工区采访，在招待所又见了一位有类似情况的女服务员，她是在丈夫因公牺牲后顶职进矿的，当时进去已经两年多了，待人非常热忱。最感动的是，她每个月都带着孩子去看望公公婆婆一次，将节约的一些钱交给两位老人，别人给她也介绍对象，可她就是不答应。
像上面所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随后我思想的轮子就转动了起来，很多矿工兄弟找不到另一半，又有很多姑娘不愿意嫁给矿工，他们长年累月地在地下挖煤，除了见不到阳光之外，爱情之光也很难照耀他们，他们是一个可怜的群体。我在矿区工作了11年，这些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
在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电影上映后，《山道弯弯》当时也引起了挺大的轰动，有人说好，但也有批评的声音。比如有人说电影中嫂弟的结合，同情多于爱慕，但同情不等于爱情。还有说“这把我们煤矿工人糟蹋了，给煤矿工人抹黑！”反对这部电影上映。徐州矿务局一位观众写信，说这部电影看得人心惊肉跳，把煤矿最忌讳的事毫无保留地搬上银幕，让人产生了一种恐怖心理。
其实呢，这些人物、这些事例，都是我日常生活的积累，也是我所熟悉的原生态生活，因为他们感动了我，所以能拨动一部分读者和观众的心，在引发人们深思和社会反响时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也很正常。
新闻天地：您的小说中对于具有犹豫气质和矛盾性格的女性形象塑造最为成功，比如《风雨山中路》中的林茵、《山野情》中的罗莹等等，这些都是您对当代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重要贡献，您怎么看待您笔下这些女性形象的？
谭谈：有人说我是个“寡妇作家”，当然这是个玩笑。但即使是现在，我觉得女性在这个社会中还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她们有些人还是很值得同情的。
1969年时，矿里发生重大事故，正在开掘中的风井里的矿车撞死了两个正在劳动的工人，后来我去做安抚工作，一位失去丈夫的女人说了一番话，很是感动，她让我们在她家先休息，并决定将孩子交给邻居，自己第二天去矿上看看死去的丈夫，她说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她觉得丈夫的死是为国家死的，是值得的，她恳请干部同志们放心。
这些话语，即使是铁打的心都会感动的，在追悼会上，念悼词的主任老郑念到一半就哽咽了，随即全场落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性还有我的表姐，她有四个孩子，丈夫匆匆离开了人世，在她的拉扯下，她的孩子们一个个后来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表姐表面平凡，但她不退却，不放弃，接纳着生活的苦难，虽然遭遇不幸，种种变故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集中着中国女性勤劳节俭、仁慈坚定、忍辱负重、贤惠宽容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我从这些女性身上，真切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女性美德，她们心怀大义，都有一个真、善、美的境界，她们真实、朴素，一点做作都没有。若遇不幸，她们的内心虽然充满了哀伤和悲痛，但坚强使她们没有退却，而是迎接新的生活希望。
〉〉〉文学道路上的干部
新闻天地：新闻天地：1985年，您到冷水江市兼任市委副书记，1988年时到益阳市兼任市委副书记，1989年调到任省作协担任党组书记，1995年又调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在此期间还挂职任湖南省娄底地委副书记。这些经历中您有些什么苦与乐、悲与喜呢？
谭谈：作为社会精英的一个独特群体，同时又作为社会文化的审视者、代言人和预测家的作家，理应关注社会和民众。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我开始了兼职市委副书记的生活。当时我也不是去当官，就是想去体验政治生活，为自己的创作积累更好的素材，但做过之后，觉得自己其实是个“真真假假”的书记。
我特别怕穿新衣，做副书记时也穿得寒酸，人家就感觉我不城不乡的，跟传统观念中的“大作家”、“市委领导”难以“匹配”。有一次市里开干部会议，我被拉上了台，成百双眼睛都惊诧地看着我，于是，我这个不怎么样的形象就被牢牢记住了。还有一次买饭，管理员问我是哪里的，我就说是市委的，可报了名字后他坚持说没这个人，我最后只好“招供”自己是省里派下来的市委副书记，对方脸一下就红了，低语我怎么不叫通信员来买。
除了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外，我还经常参加一些文学、文艺的学术会议，也经常搞文学创作。
1988年回到长沙，我又被省委安排到了省作家协会担任党组书记，可刚上任就遇到了很多麻烦，先是基建工地地皮的事情、再是一些成员的编制问题等等。因为作协从文联分出来不久，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作协一些人一有问题就找我这个“当家”的，甚至连家里换煤气的事也要来找我解决，那段时间因为伤神，还导致我旧病复发，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新闻天地：由于您的初中学历，在后来的工作职称评定中也遇到了一些波折，原因就是您没有大学那一纸文凭。结合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您怎么看待文凭和个人能力呢？
谭谈：关于这个我讲两件事。1982年在《湖南日报》文艺部评职称，我也忙活了一阵，将个人资料整理了一下，一切都很顺利，眼看着要过关了，有人就讲了，说我没文凭。因为我是初中文化嘛，当时我就很气愤，在评议会中就站起来说，你们要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我哪一样没有啊？我是没读书，但是我写书，给那些读了书的人读啊，因为有书，才有人读书。当时全场哑然，但后来职称证书到手了。我的这番辩词，后来被发到了报纸上，反响非常大。
到了1992年，作协要再次评职称，但是要考外语，当时我都快50了，英语字母都没学过，什么都不懂啊。在考场上考试时，别人都在写，唯独我没有动笔。考了7分钟，我看了三次手表，心里急嘛，考试时也有人劝我看别人的，但我就觉得考试就是考人格，成绩差没关系，不能丢了人格啊。那半个小时终于捱过去了，但它对于我来说是最漫长的半小时。
我觉得文凭是一个包装，它标志着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有些包装好的质量却不一定好，但有些人尽管没有“包装”，但却通过自学，获取了有用知识，同样可以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他们也应该受人尊重。
〉〉〉爱心作家点子多
新闻天地：有人评价您具有作家的良知和记者的敏感，您率先发起了“作家爱心书屋”等一系列公益项目，并得到了冰心、巴金、臧克家等文学泰斗的支持，后来还促成了毛泽东文学院的建成，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待的？
谭谈：关于这些，人家都说我是“三借”，即：向有钱人借钱，向有名人借名，向有权人借权。关于毛泽东文学院建成，确实得到了不少的帮助，想法提出后，中央和省政府都很支持，毛泽东文学院被定在了湘江西岸，长沙市政府拨了40多亩地。在经过媒体宣传之后，很多有钱的企业也捐资捐物，再加上个人捐款，毛泽东文学院很快就建成了。后来有一次我看新闻，大概是1995年3月吧，得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要来湖南考察，于是我就想：要是能让总书记给毛泽东文学院题个名，那该多有意义啊？于是，我就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写了一封信，恳求江泽民总书记为文学院题个名，王茂林转达了这个要求，就在江泽民总书记来湖南的第一天晚上，他就亲自为文学院写了横竖两个式样的院名。
“作家爱心书屋”是我在走访了100多个特困村之后的想法，当时心理太震撼了，深深觉得山村不仅需要经济上的救助，而且还需要文化上的扶贫。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后来就觉得自己人力资源优势比较强，可以发动一些关系为他们献爱心啊，给他们送精神食粮，爱心书屋第一站是涟源市白马镇田心坪村。
当我的捐书倡议向全国发出以后，响应很多。冰心当时病重，她的女婿陈恕教授说，这完全符合老人的心愿，因为冰心文学院有一份刊物，就叫《爱心》，因无法寄签名，陈恕就盖了老人的图章，寄了一些作品过来了。我当时还拜访了90高龄的臧克家老人，他详细询问了情况，还题写了六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作家爱心书屋”。巴金老人也邮寄来了自己题写的书屋名，还捐赠了自己和女儿的一些书。
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但我还没有满足，因为对于一项图书扶贫工程，这还只是个开始。我们湖湘文化就是这样的，包容且有爱心，我们每个人就如同湖湘文化长河里的一滴水，只要尽了自己的力，我们自己的文化一定会源远流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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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在线-新闻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