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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永翔 实习记者 罗旭霖
他象一本简装书，朴实无华，但当我细细研读时，却被其丰富、精彩的内容所吸引、所震撼；静坐时的他，象滴在桌上的一滴水，只有那双略显忧郁的眼睛，让人产生悠悠长长的遐想。———题记
记者面前的胡卫民，显得有点过于平凡。中等个头，精精瘦瘦，身形略显疲倦，说话轻声细语；从他乱乱的头发和那条松松垮垮的领带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很注重包装自己的人。至少，他没有意识到、或者压根没想过自己是一个名人。然而他确实很有名，在娄底，在娄底40多万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中，在湖南省心脑血管防治领域，在省内医学科普界，人们谈到胡卫民，都能够如数家珍地讲出他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
一大串响亮的头衔
他有着国际医学联合会诊疗中心注册医师、国际健康医学研究生院导师、中华医学会会员、中国高血压防治微机网络专家、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兼职副教授、娄底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娄底市心脑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娄底市心脑血管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医院心脑血管防治办副主任、娄底市政协委员等职务。他参与撰写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一部，还撰写及主编了《血脑血管病防治指南》、《娄底市心脑血管防治通讯》、《娄底市心脑血管病防治科普讲座汇编》、《健康饮食手册》等十余本科普著作和发表有份量的学术论文10篇。他还参与了国家973项目《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和防治的基础研究》的二级子项目《原发性高血压ACE基因多态性分析》课题研究、《中国心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及流行趋势动态监测》和《湖南省心脑血管事件追踪观察的课题研究》等科研项目。主持《娄底市心脑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娄底市社区高血压病的综合防治研究》、《高血压病的严重并发症与气候的关系》、《娄底市脑卒中社区防治的成本效益分析》、《心脑血管病年轻化研究》、《心脑血管病监控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和应用》等研究。他曾获省级科研成果奖一项。省内多家大医院都慕名派人前往他处取经求解，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老专家。
辉煌，从煤房中起步
胡卫民从事心脑血管疾病的医疗和科研工作不过5年时间。
1985年，22岁的他从衡阳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娄底市中心医院，干了18年的住院医师。
1998年，医院指派他参加湖南省心脑血管病防治工作座谈会，会后，中心医院安排他在新开设的心脑血管病防治专科门诊从事该病的医疗和研究工作，他从此便与这种有世界头号杀手恶名的人类顽疾较上了劲。
“专科门诊”设在内科门诊旁一间装煤的小房子里，他用一块白布盖住煤球，摆上一张桌子，平时接诊病人，星期六和星期天免费为患者进行心脑血管病防治知识的咨询和宣传。
胡卫民告诉记者，我国每年新发生脑卒中病例约300万，心肌梗死60万人，心脑血管病死亡人数约260万，平均每小时死亡300人；仅娄底市400万人口中，就有高血压病人40多万，每年有6000多人中风，每年有1万多人死于心脑血管病，平均每天死亡28人！而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健康长寿与否60％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如果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人群中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总体上能减少50％左右，心脑血管病的严重并发症能减少55％。我国每年就可节省1000亿元的医疗开支，而且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将开展科普教育，倡导科学方法，普及健康知识做为自己从事心脑血管病治疗和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
5年来，他共接待有关诊疗咨询患者25000多人次，自己掏钱编印、发放《心脑血管病防治指南》、《高血压防治的二十四字方针》等科普宣传材料16500多份。
他还利用一切机会走出诊室，到农村、社区和工厂进行义诊，举办科普讲座，先后巡回进行科普讲座119场，发放资料5600多份，累计受益群众达11000多人次。他曾连续18个月没休过一个双休日。
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回报，在他从事科普宣传的试点单位———娄底市电力局，5年中，社区脑卒中发病率下降52．3％。
2002年2月，胡卫民被评为湖南省心脑血管病防治工作先进典型，应邀出席国际、国内大型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或做心脑血管病综合防治专题讲座，受到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全国心防办、中国高血压联盟、省科协、省卫生厅等各级党政组织、专家多方面的好好评。
2002年8月，胡卫民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科学家论坛；
2003年3月，被评为“当代中国改革新闻人物”并入选人民日报《中华医界名家栏目》。
老大娘激情如歌
她叫刘娥嫦，是娄底市电业局的一位退休工人。如果不是她言之凿凿，记者根本无法将她和“67岁高龄”、曾经的“脑溢血患者”等概念联系起来，看上去，她是那样的年轻，那样的精神矍铄。
她说她出生在一个“饮酒世家”。她的父母终生嗜酒。她更是“青出于蓝”，从2岁开始便与酒精结缘，每天2两，一饮60年。酒精的长期浸泡，使她未及中年就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终于在1996年6月26日突发脑溢血，住院4个多月，花费15000余元；出院后的她更是生不如死：语言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稍一挪动就要人左右参扶，她想死，但当时连死的力气都没有。最让她痛苦万状的，是她的四个儿子中有两个患有高血压，而且情况都已经比较严重，如不及早防治，很有可能步她后尘。一时间，全家人被一种浓浓的悲情所包围。
正在此时，胡卫民到她们社区传授科学健康知识，当听说刘娥嫦一家的特殊情况后，胡医生主动登门了解情况，在给刘母和儿子进行常规性药物治疗的同时，从她家的生活细节、饮食习惯等方面入手，建议他们调饮食结构，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制定出详细地康复计划，手把手地指导他们与疾病抗争。经过几年的努力，奇迹出现了：两个儿子的高血压症状大为缓解并长期趋于稳定，老太太更是一扫多年来百病缠身的状况，按她自己的话讲：“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记者怀疑刘老太太的发言是经人授意的照本宣科，提出要看看她的发言稿，没想到一张16K的信笺上只歪歪扭扭地写着“胡医生”、“脑溢血”、“儿子”、“健康讲话”、“共产党”等几个字，可见她是一个识字不多的老人。
记者问：“是不是有人教你这么说的？”
老太太颇为不快地说道：“我讲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事，都是我的心里话。”
记者：“是谁让你喊共产党万岁的？”
老太太：“我自己要喊！是共产党派来的胡医生救了我的命，救了我的儿子，我就是要感谢共产党”。
立志做第三种医生
我国著名医学家洪昭光教授指出：目前的医生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就病论病，见病开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治病，不治人；第二种医生不但治病，而且治人，在诊病时，能关注病人的心理问题，分析病因，解释病情，同时控制有关危险因素，使病情全面好转，减少复发；第三种医生不但治病治人，而且能通过健康教育使群健康水平提高，使健康人不变成亚健康人，亚健康人不变成病人，早期病人不变成晚期病人，整个人群发病率、死亡率下降。
做洪昭光所言的第三种医生，是胡为民孜孜不倦的追求。
非典期间，他及时编印《非典防治指南》、《科学抗击非典》等小册子6000多册在社区发放，并一次又一次地深入社区讲解防非抗非知识。
一次，他听说某学校一位学生听信非典谣言，每天早上6点之前要他母亲给他煮绿豆汤喝，而且无论家里人怎么劝他都不上学，家长无奈之下向胡卫民求救，胡卫民二话不说提了个小黑板就来到这个学生家中，给他详细讲解非典方面的知识，并告诉他，目前娄底地区没有发现一例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根本用不着如此紧张，终于打消了这个学生的顾虑。
为使他的科普宣传更方便、更快捷、更科学，他在弟弟的帮助下开发出专门的软件数据库，供人们免费查询；为了能随时随地为人们提供咨询，他将家里的电话、自己的手机当作热线向全社会公布，24小时提供服务，仅此一项，他每月要多付两三百元手机费。当记者问他，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亏时，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现在是副主任医师，每月工资1500多元，加上奖金等等，我每月的收入差不多有2000元，我不抽烟不喝酒，这两三百元的额外支出完全能应付得了。”
这就是胡卫民，一个几近于傻的青年专家。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我们的社会所稀缺的，不正是胡卫民的这种“傻”吗？
真情深几许，数度清泪长
胡卫民在当地那样出名，每天有那么多的人找他看病、咨询，记者不相信没有人给他送红包。记者就此在当地进行调查，结果令人“失望”，遇到的不是白眼就是呵斥：你这个记者是什么意思？胡医生是那样的人吗？
直接问胡本人：“你收过红包吗？哪怕一次。”他默然许久后回答记者，有，而且令他终生难忘。
一天中午，胡卫民送走最后一位患者后准备回家吃午饭，刚要出诊室，突然传来一阵扑椤声。他在墙角处的一张桌子下面找到一个很旧的塑料编织袋，里面是两只奄奄一息的老母鸡，还有一个包有二十元钱的小纸包。包钱的纸片上有铅笔写的几行小字：“胡医生，谢谢你给我看病。看你那么累，这两只鸡给你熬汤喝吧。山里人穷，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这是我自己养的鸡，你别嫌弃。”礼轻人意重啊，多好的乡亲！胡卫民止不住热泪盈眶。
他猜到这份厚礼是新化县一位老大娘留下的。后来他几次翻山越岭到大娘所在村子里巡诊，并欲折价退还礼品，但大娘坚决不承认。一年后，大娘去世了，留给胡卫民的却是永远挥不去的痛惜。
胡卫民特别关照城市的下岗职工和山区的贫苦农民，这在当地是出了名的，他常常为这些人垫补药费，尽量在义诊时给他们检查、开药，这样就可以合理地省一些挂号费。按胡自己的解释，这是出于“阶级感情”，他自己也是苦出身。
记者最后问他的家庭情况，他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是妻子和儿子，至于家庭生活细节，他只说了一句：“我和妻子都是事业型的人，现在的情况很不好。”然后便回过头去，那双抑郁的眼睛茫然地望向窗外。
记者默默祝愿，胡医生，你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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