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洗礼灵魂的远航

2022-07-22 09:08:41 [来源:华声在线] [编辑:欧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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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铜官窑,窑火越千年。

近期,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省文联主席团委员,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纪红建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彩瓷帆影》在《中国作家·纪实》与读者见面。该书通过远望唐代中晚期“外贸瓷”——长沙铜官窑瓷器的贸易之路,展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景。

纪红建对我们说,他书写着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连接”。一千余年前的瓷器,与我们当下有什么关系?对我们能有什么启示?近日,湘江周刊特邀纪红建撰文,讲述他在追寻这段历史中的经历与思考。

纪红建

1. 灵感与晨光

我在毛泽东文学院的办公室思考创作《彩瓷帆影》的意义。

清晨,学院的院子鸟语花香,同事们还没有来,我已经思绪飞扬。这是我多年的坚持,安静地坐在桌前,面对一杯绿茶、一台电脑以及一摞摞堆得比我头还高的书堆,灵感与晨光一样在白墙上瞬息变幻。

创作这部作品的意义何在?

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历史的呈现,对一件事物的探寻?显然不够。我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探讨过去,更多的是为了助益当下甚至未来。

创作这部作品过程中,我还有太多的地方尚未踏足,还有太多的书籍尚未阅读。

我应该再深入读读费孝通老先生的作品。七八年前,为采写《乡村国是》,我怀着一种敬仰,尽可能地走近他。采访时,我甚至将《乡土中国》作为“口袋书”,带着它行走在贫困山区。它给予了我营养与力量。

或许是受费孝通老先生的影响,创作这部以长沙铜官窑彩瓷为主题的报告文学,我更多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中说,“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老先生的“文化自觉”的思想,并不是让我们关起门来思考中国的文化历史,而是要我们持一种全球化的眼光,站在全人类的利益高度来认识中国的文化历史。他说:“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后文化接触中的大波动必然会到来,迟早要发生的,我们要有准备地迎接这场世界性文化大论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

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或者说找到了创作这部作品的当下价值。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不是封存在那里,任我们随手取到,而是要靠我们去寻觅、理解和重读。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在重读历史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养分。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题记碗,上书“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

毫无疑问,长沙彩瓷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文化史和世界艺术史的一部分。创作中,我始终在努力地将长沙铜官窑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描述。极力让自己的表述既有纵向的时间流动,也有横向的空间流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割不断的情缘,道不尽的苦楚

《彩瓷帆影》的“主人公”是长沙铜官窑瓷器——长沙彩瓷。

1200年前,它们远涉重洋,走遍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辉煌而又坎坷的艰辛历程。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兽座瓷枕。为迎合外商需求,长沙窑独辟蹊径,根据购买者的喜好专门制作或定做外销型产品,其器型和纹样皆融入域外文化元素。

我是长沙彩瓷不折不扣的“娘家人”。我的家在彩陶源村湘江对岸的一个村子,现在叫湘江村。我家偏北,彩陶源村偏南,中间隔着洪家洲相望。我仍记得隔河相望彩陶源村的模样,仍记得父亲给我讲述他赶着鸭子横渡湘江,在彩陶源村近湘江处的瓦渣坪上岸并进入石渚湖的场景。

父亲和他的上百只鸭子曾数次在那片埋藏或是夹杂着唐朝瓷片的土地上行走,但他不曾带回半块残片,话语中也很少涉及瓦渣坪的瓷片。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或许他看不透一块破烂的瓷片,也或许他从未有过通过古董发财的美梦。

湘江村斜对岸偏北,烟囱耸立,青烟袅袅,那是今天的铜官古街。父亲这辈子似乎就是为建房子而忙碌。刚从爷爷家分家,搬出茅草屋,父亲盖起了红砖屋,平房,水泥瓦。再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亲放鸭挣钱了,他又盖起楼房来,二层,是从铜官古街上买回来的瓦,绿釉瓦。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租了一条小木舟,顺流而下到铜官,买到绿釉瓦后,再逆流而上。父亲从湘江边挑着绿釉瓦回家的身影,依然停留在我的脑海中;父亲小心翼翼卸瓦时发出的清脆声响,依然在我的耳畔回荡。就是现在,我的记忆与生活也充满铜官古街上陶瓷品的声响。当年家里盛水的大水缸,母亲用来腌制咸菜的坛子,泡姜盐芝麻豆子茶的罐子、茶杯,甚至大小菜碗和饭碗,都是从那里横渡湘江过来的。

我的家、彩陶源村唐朝窑址、铜官古街上的陶瓷作坊,在地理上呈三足鼎立之势,按理说,已经植入了我的记忆,甚至灵魂深处。但遗憾的是,我过去所有的认知和情感都是那么的狭窄,所有对长沙铜官窑的关注与重新审视,都处于被动。我从未想过与我对河相望的地方竟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更没想到通过它,竟然会看到一条沧桑而辉煌的人类发展和文明进程的道路。

自2017年底,我就开始采写《彩瓷帆影》。我从长沙市望城区彩陶源村开始,依托行走、探寻、考古、历史讲述及史料记载,探访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创新突破,成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瓷器世界工厂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再从湘江出发,沿长江、东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等,追溯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恢弘历程。

“黑石号”沉船模型。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掘出的阿拉伯沉船,共出土了各类唐代器物(瓷器、金银器等)6万多件,其中长沙窑的瓷器超过56000件。

这条辉煌的道路,实则抛洒了无尽的泪水和血汗。创作时,为了真实而生动再现唐代石渚窑民的命运、石渚彩瓷的命运、时代的命运,我以那件书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的题记碗为出发点,设置了樊翁这一人物作为主线贯穿全文,具体讲述樊氏一家几代人在制瓷以及瓷器贸易出口方面的艰难探索。

在樊氏的作坊里,我看到了长沙铜官窑创造创新过程中的迷茫与困惑,痛苦与艰难,希望与期待,体味到他们在创新失败时的绝望瞬间,甚至跳入湘江自尽的悲伤场景。跟随石渚窑场生产的彩瓷,我从湘江出发,经过洞庭湖,来到长江,甚至飘泊在大海……我明白了什么叫风雨飘摇,什么叫颠沛流离,什么叫苦苦求索,什么叫在希望中死去,又在绝望中重生。我更深深体会到,锲而不舍,坚韧顽强,以及鲜血与生命的真正内涵与价值。

采访是艰难的,创作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煎熬,但这对于我来说却也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的历程。随着对长沙彩瓷的了解和理解,我从开始的愧疚与不安,走向了豪迈与悲壮。

或许,这是一个长沙彩瓷“娘家人”、所谓文化人的自我反省与灵魂救赎。

3. 穿越时空的力量

写下这部作品最后一部分时,我的另一部作品开始采访了。

这是一部拟记录湖南制造业的崛起,展现新时代湖南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担当和作为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航空动力等领域的重点企业为关注点,以典型人物为亮点,展现企业转型升级、低谷逆袭、创新发展、对外扩展等,以及科研机构专利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助力湖南制造业引领全国,走向世界。

省工信厅装备工业处二级调研员冯济武对先进制造业的独到理解,让我佩服。他说,先进制造业是个相对概念,任何时代都有先进制造业。我茅塞顿开——长沙铜官窑,实际上也是先进制造业。

我想起英国人类学家,结构功能论的创建者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一个文化的统一体会由于某个极其不同的文化的碰撞而处于严重的动乱之中,甚至也许会被摧毁和取而代之。这种受到瓦解的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从美洲或南太平洋到中国和印度——是非常普遍的。”

这段话告诉我们,新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导致曾经的中国从一个出口大国变成一个进口大国,从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弱国,从一个先进的文化大国变成了一个落后中的大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忘记了我们的历史。在欧美的许多大博物馆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时从中国运去的许多精美的瓷器,还有许多代表了当时中国制造水平的各种精美家具、金银器、漆器、丝绸等。但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大家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皇宫贵族的奢侈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些人忘却了中国曾作为制造大国的历史,而甘愿认为我们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文明的国家。而后来一段时间里我们虽然又成为出口大国,出口的却是廉价品,而不是时尚品和奢侈品,缺少设计,缺少自己的品牌。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其文化体系和文化价值是大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所以中国出口的不仅是物品,也是文化,是价值观。文化和价值观才是其商品的最大附加值。就像石渚窑彩瓷只是唐朝思想和文化的载体一样,任何商品都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载体,都是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无疑,对社会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思想意识系统,而不是技术系统。

东方大国曾经沉睡,但又从沉睡中慢慢苏醒。

今天,高铁风驰电掣,盾构穿山掘地,岸桥力拔千钧,国产计算机算力翻倍……中国打造“大国重器”,装备中国,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在国内诞生,并且制造业所面临的短板也在被一项项突破,作为世界上拥有最为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已经创造或正在创造出更大的辉煌。

但这只是表象,其本质,是中国新时代思想、中国科技创新、中国文化创新的诞生、发展与强大。

4. 反思与铭记,再出发

石渚窑口生产的彩瓷,是唐朝时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

必须回到石渚,回到看得到,触摸得到的现实之中。这里是长沙铜官窑的起点也是终点。

我不知道是多少次漫步于长沙铜官窑遗址一带了。这是我的故乡,这些年来,我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水平,人民的幸福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面对我们先民所创造的辉煌,所留下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应该只是惊叹和称赞,更应该是反思、铭记。

我们应该明白,长沙铜官窑的辉煌是在缺乏充分条件下创造的奇迹。

长沙铜官窑地处内陆腹地,周边没有天然的出海口,产品的外销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没有沿海地区便利。同时,它又不同于同时期的邢、越二窑,没有掌握最先进的制瓷技术,没有上等的制瓷原料,同时缺乏官方的支持。同时,长沙在唐朝时,虽已具城市规模,但离政治、经济中心较远,而且当地对陶瓷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不大,只能依靠千里以外的扬州传播销售。这一切不利因素,使得长沙铜官窑只能依赖市场生存。但长沙铜官窑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没有官府的束缚,它能更灵敏地反映市场变化,因此它比其他名窑更具竞争意识,其产品的风格和式样均以市场为导向。更为可贵的是,能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积极应对社会需求,开发新产品。

我们应该明白,创新是长沙铜官窑成就辉煌的支点。刚刚兴起的长沙铜官窑肯定不能与发展成熟的越窑抗衡。但长沙铜官窑却另辟蹊径,走上了彩瓷之路,并在装饰风格上独树一帜。它将大量的市井诗文、题记和商业铭文搬上瓷器。它最突出的创新点,便是以文化手段来经营品牌,在品牌经营中提升文化品位。

我们应该明白,包容是长沙铜官窑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广大包容胸怀才能取他人之所长,才能使其融入自己的创新中。固步自封,只会停滞不前。正是因为长沙铜官窑吸收了各家技艺之长,才能在此基础上创新,从长沙铜官窑的创新中,依然可以看到南北方瓷艺的痕迹。同时,它又整合来自西亚和南亚的诸多文化因素,也正是因为其包含多元文化因素,其产品才会为各民族所接受。长沙铜官窑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本着开放的心态,产品才是世界性的。

回到石渚,进行反思与铭记,不只是回顾辉煌,重温历史,更是为我们更好地再次出发,找到自己的路,沿着这条路迂回曲折地回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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