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双手

2022-06-17 09:44:38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王一彪] [编辑: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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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油画像。

湘南民居。谷桂生 摄

王一彪

三十几年没在家乡和父母一起过端午节了,而端午前后是湘南最美好的季节,父母亲已年届耄耋,于是今年下决心成行。

中午时分弟弟从机场接我们回到家里,年迈的双亲看到长年在远方工作难得回来的孩子——年过半百的长子和长媳,笑得是那样的灿烂,那样的开心,感觉又那样的意外,那样的惊讶。

我说这次是特地回来和父母亲一起过端午的,因为时间定不下来,所以没来得及提前告诉二老。听了我的简单说明,二十多年前已上牙全无的父亲笑得口水直流。四年前因重病切开气管进行抢救、至今仍带着气管纽扣但精神蛮好的母亲,更是来不及说话,只一个劲儿张开双臂,招呼着我站到她的面前。

不一会儿,一家人围坐一起吃多年没有如此团聚的端午饭。家乡的味道,久别的重逢,血脉相连的亲情,让一家老少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望着只顾吃饭、话语不多的父亲,稍有些调皮的妹妹大声地说:“大哥在今年母亲节以《母亲二三事》为题,写了妈妈过去的一些事情,只是简单地提到爸爸,我念给爸爸妈妈听,妈妈抿着嘴笑,爸爸他老人家可有点不太高兴呢!”

妹妹说到这儿,我马上侧过身,望着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太明白的父亲,本能地感觉到老人家其实还是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我赶紧放下碗筷,握住父亲的左手,轻轻地抚摸着。老人家的双手因多年痛风已严重变形,手指的每个关节都肿得很大,而该有肉的地方却又那样干瘪。我摸着、看着,又看着、摸着,再抬头关切地凝望着饱经风霜的父亲,非常认真地对他说:“上次写了母亲的一些事情,我还想专门写一写您老人家,而且主要写您这双手。”

父亲的双手,是我一直十分敬佩敬重的。虽然,艰难的岁月、艰苦的劳作、无情的病魔,让这双手几乎完全变了样,但在我心目中,这双手永远是智慧的双手、勤劳的双手、精巧的双手、善良的双手……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那个年代偏远的小山村没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能上得起学,因为爷爷家境还算殷实,加上太公的坚持,供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在整个白斗冲他这一辈人中算是有文化的。堂叔曾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土改工作队来乡村搞土改,因为有这么一点文化基础,父亲曾为工作队员们服务过。本来他们安排让父亲跟着进城工作,然而奶奶坚决不同意,据说是在地上打起滚来,才没有让她的独生子离开白斗冲。

也因为有这么一点文化基础,父亲成了当地不多见的文化人。在我们老家这样的小山村里,一年到头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活动,但春节每家每户的门框都要贴上红红的对联,这是大城市里的人难以感受得到的特别的喜庆氛围。刚过腊月二十三,年味渐渐浓起来,父亲这时候也会更忙碌一些,村里好几户人家要请他写对联。父亲大多会提前把自家的对联写好,到了腊月二十六七,村民们从茅洞桥街上买回来大红纸,直接送给我父亲,也不说太多的话,对联写什么内容任凭我父亲把握。

这时候父亲颇有些自得其乐,让我把八仙桌整理得干干净净,研好墨汁,浸泡好毛笔。一切准备停当,父亲站在桌前,不用打草稿,这一家写什么,那一家写什么,他心里都有数。家里有老人的就写“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家里有孩子读书的就写“耕读并进,富贵双全”。谁家娶媳妇或者嫁闺女,他就会用心地把人家的名字放进去,专门创作一副嵌名联,大多是一些赞美和祝福的词儿,说这叫“贯对子”。父亲给白斗冲堂屋贯的对子是:“白玉无瑕照令德,斗光有耀启文明”。

父亲写对联,不可与书法家相比,但他蘸墨运笔、起承转合像模像样,写出来的每个字工工整整、苍劲有力。每写一副对联前,他都要计算好上、下联各有几个字,然后再麻利地把两长条纸叠成他所需要的若干个小方格,有5个字、7个字的,还有9个字、11个字的,从来不会出差错。准备好这些之后,他会缓缓舒一口气,再慢慢地蘸上墨,一个字一个字用心地写。我在他对面帮忙把长条对联轻轻地往上拉,这样的拉也要配合默契,不能太急也不可太慢,完全就着父亲运笔的力度与速度。我可以说是他最合适的助手,颇得父亲欣赏,别的人他一般看不上。到了我读高中的时候,父亲故意说他岁数大写不动了,其实是有意让我锻炼着写对联。可我这一辈人在学校里基本上没有用过毛笔,哪敢揽这样的“瓷器活”!

湘南乡村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习俗,老人去世之后,晚辈要安排为逝者做道场法事,还要做祭文,包括家祭和客祭,也就是现在的致悼词。新社会之后,道场法事逐渐消失,但做祭文、致悼词一直沿袭下来。父亲是白斗冲乃至大儒村附近做祭文的高手之一,他做过的祭文具体数量已无法统计,但确实得到了许多人家的赞许。这次在家和父亲聊天,父亲特地提起上世纪80年代他让我给我的大姑母做祭文一事,也颇为自豪地讲到他自己前些年给我细姑母做的祭文,得到了阿布zao以至陂林村许多人的称赞好评。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生产队每家每户每天晚上都要派人到堂屋里,大家聚集在一起评一天的劳动,记每个出工人员的工分。这个时候,作为记工员的父亲就成了中心人物,他右手握着记工分的钢笔,左手不时挑一下昏暗的煤油灯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乡村记工员,每个出工人员的工分也需要大家进行评议,但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话语权。所以,看着父亲的那个样子,我心里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小骄傲。

父亲不仅是记工员,还是生产队的会计。如果说记工员别人可以替代,因为逐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然而会计这样的活儿,是没有人可以随便担得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计算器,更没有电脑软件,必须靠珠算盘进行加减乘除。如果说珠算加减法他的同龄人或者年轻人能搞清楚些,但珠算乘除法,就没有哪个人比得上我父亲了。所以,生产队会计长期由父亲担任,一直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

每当年终分红,作为生产队会计,父亲需要用若干天时间,有时还要在出纳员的帮助下,对生产队全年的收支账目进行决算。将近两尺长约有20串珠的长算盘,在他手指的拨弄下变成了一组组、一串串有价值的数字,它们关系着每个家庭一年的收入。那时全劳力一天的工分,到年底算下来确实分不到几个钱,所以父亲算得特别精细。我的印象中,打算盘他一点也不怕麻烦,做乘除法计算时,往往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每10个工分值几分几厘几毫都能算出来,而且每家每户都算得清清楚楚,真是充分的公开公平公正。正因为如此,父亲对白斗冲生产队每年的年终决算,能让每个村民都非常放心,而且经得起大队会计的复核检查。

父亲能够做到这样,一方面是他一贯坚持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他说用不着在算账时搞什么小动作,因为自己还有多数人没有的一些特殊技能。父亲早年在蓝山县做过工,木工泥工都会干,而且干得像模像样,甚至有些年轻人拜他为师傅。生产队里的一些普通农具大多是木制的,每年都要进行必要的维修,这些活计他当仁不让地干。既然让他做,在评工分时是要加系数的,父亲做一天木工活相当于别的男劳力干一天半或两天。这样看似不公平,让他多得了好处,其实不然,因为这些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维修活,如果请外村人来做是要付现金的,一天好像要一块到一块五。而父亲只是一天拿一天半或两天工分,到年底决算时不过才三五毛钱。生产队里的人都明白,让自己村里人做既省钱又放心。凡是经过父亲那双巧手,无论是新制作还是维修过的犁、耙、水车、风车等,都非常好用。

父亲在堂屋里摆开做木工的阵势,即便赶上学校放假,村里小孩子们也都是不敢靠近的。因为父亲一会儿用斧头使劲地砍,一会儿用手锯认真地锯,一会儿用刨子来来回回地刨,稍不注意就会伤到人。他从来不让别人家小孩子靠近,唯独只有我可以站到旁边,不远也不近地看着正在忙碌的父亲,这个时候确实感觉很自豪。

不光木工活,泥工活(北方叫瓦工活)父亲也干得相当漂亮,在茅洞桥一带堪称数一数二的招牌师傅。每当某户人家换屋(翻建)或建新房,父亲是必请的大师傅。所谓大师傅,不仅会做砌砖、抹灰等专业活儿,而且能给屋墙地基放水平线,指挥竖门安窗,当敬神司仪。在茅洞桥一带,建房工程启动或房屋主梁安放时,都得做当地必做的敬神仪式,这可不是每个泥工师傅都能做的,而父亲正是能主持这种仪式的德高望重的大师傅。

如果在本村建房子,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常常会站在不远处,紧紧地盯着父亲。他虽然身体单薄,但双手搬起几十斤重的土坯砖,却又是那样的灵活自如。特别是当房屋即将竣工安放主梁(南方叫“圆垛”)的时候,他站在高高的、窄窄的墙头,一会儿端着酒碗,一会儿点燃敬神的纸钱,嘴里念念有词,说着祝福主人家的好话,一套一套的。其他人包括泥工木工师傅,还有主人客人,都静静地注目父亲。这样的神圣仪式,让我敬佩得五体投地,以至于萌生过跟父亲学泥工做砌匠的念头。

倘若是到外村做泥工活儿,往往都是连续干好几天,工程结束之后才回来,这也是我特别盼望着的。因为每每这个时候,父亲一般都要带回来一些“圆垛”酒席上的贺菜(或许叫合菜、和菜),在那短缺经济年代,能让我们饱饱地享用一顿美餐。其实我心里非常明白,这是父亲自己舍不得吃,特地留下来给孩子们的。

在那落后封闭的年代,不可能走出去得太多太远,父亲更多是用自己的双手,干乡村男人都要干的农活,挖土、种瓜、点豆、栽辣椒,犁田、耙田、扯秧、插秧,中耕、施肥、杀虫、打谷,可以说样样精通、件件皆能,而且干得又快又好。比如大田里插秧,如果要确保横平竖齐,大多是用长长的尼龙绳打样。然而,父亲完全可以凭藉自己的感觉,把几十米长的6行秧苗一股劲地插完,头都可以不抬一下,上岸后几乎看不到一丝弯曲,没有人不佩服,大家都得伸大拇指。这是我亲眼见过的,还从他那里学到过一些插秧的诀窍。父亲干这样的农活不仅干得漂亮,而且干得十分用力,从不拈轻怕重、投机取巧,但他特别讲究方法,注重细节和效率。

父亲非常要强,在生产队里干完活,只要有一点点空隙时间,就到自留地做事,一年到头没让自己双手闲下来。父亲认为,只有靠自己的双手不停地劳作,才能让一家人过得更好一些。记得有些年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不够吃,当时对自留地又管得严,父亲就想办法到一般人根本无法到达的山林深处,让我在一旁举着马灯,他挥汗如雨地挖土垦荒,神奇般地开垦出一块能种庄稼的生地。第二天晚上,又如此这般地干到深夜,把红薯秧一根一根栽好。到了秋天,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丰收的红薯挑到家里。母亲曾为此担心,父亲却说凭着自己辛勤的劳动种点红薯给家人吃,违反了哪个天条?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是难得吃饱肚子,而父母特别的精打细算,加上特别的辛勤劳作,没有让孩子们饿过肚子,只是不可能吃得像现在这么丰盛可口和营养。

父亲的双手,还能神奇地为人治病。看过电影《刮痧》的人知道,过去乡村人如果生了病,首先想到的不是看医生,而是请有一定经验的人刮痧。在白斗冲包括邻近的小村子,有人得了风寒感冒之类的疾病,总是先请我父亲去扯痧——茅洞桥那一带叫“扯痧”。每个人的前胸后背以及颈脖各处,都有相应的经络穴位,父亲能准确找到穴位,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背部夹住穴位处,左手再紧握住右手,精巧而有节奏地使着劲儿扯,三五下即可露出一道带着血色的红印,这红印在前胸后背整齐排列,两三天后患者的病情就会逐步好转。我的印象中,村子里几乎每个小孩、大人尤其是老人,如果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都请我父亲为他们扯痧。我们家三个孩子,还有我母亲,更是父亲第一扯痧对象。说句实在话,父亲这种土法治疗真见效果,我们一家人很少到茅洞桥街上打针抓药。

为他人扯痧治病,还真要有一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常常有人半夜三更发病,他们的亲人就会来到我家敲门;还有一些人慕名远道而来,可我们家的农活正让父亲忙着——无论遇到哪种情况,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村里人常常迷信,说给别人扯痧治好了别人的病,这病会还给扯痧的人。父亲有时确实遇到这样的情况,给病人扯痧回来,自己却病了。科学的解释应该是,父亲在给病人扯痧过程中受到了风寒侵袭或病毒感染。不管怎样,父亲义务为他人扯痧治病,一直坚持了许多年,他曾有名有姓地给我讲过不少治病救人的事例。父亲始终认为,他这样是帮别人做好事,是在积德行善。不论自己多么辛苦劳累,父亲从来没有后悔过,反倒一辈子为之津津乐道!

昨天下午,朋友圈里开始有人发祝福父亲的微信,到了晚上我才明白今天是父亲节。想起端午节在父亲面前许下的诺言,要好好写一写老人家的双手,所以从昨晚到现在,只要有一点空闲,手指就在手机屏幕上摁个不停,脑子里面浮现的全是父亲的那双手。

(作者补记:拙文2016年6月19日父亲节写于北京,2021年8月3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年清明节因疫情无法回家乡为父亲扫墓祭奠,特在父亲节前夕对拙文作推敲修改后借家乡的湖南日报一角刊发,表达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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