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容(资料图片)。
文|虢安仁
【名片】
刘仲容(1903—1980)，湖南桃江人。1925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与“中央特科”建立联系。1935年8月，按照党的指示到广西，任李宗仁、白崇禧部参议，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1949年6月，周恩来指示刘仲容创办北京外语学校。后在北京外语学校工作31年。1955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刘先生是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数年后重逢，毛泽东还记忆深刻，“刘先生八年前来延安看我，八年后，我到重庆看你，属礼尚往来嘛!”毛泽东口中的这位“刘先生”，就是湖湘统战英雄刘仲容。在统一战线上，刘仲容为抗日救亡以及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立志救国寻出路，桂系“特使”登舞台
刘仲容祖孙三代，均献身救国大业，历经百年从未间断。刘仲容幼承父训，满腔爱国热忱，但自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起，多年的无效奔走让刘仲容十分苦闷。在努力寻找出路的日子里，一位叫“刘仲华”的共产党员出现了。
刘仲华原在冯玉祥部，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请刘仲容帮忙建立社会关系。两人经常见面，多次深入交谈。刘仲华没有隐瞒身份，多次写信约刘仲容回上海助他工作。刘仲容慢慢认识到，要实现救国大业，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深思熟虑，刘仲容于1933年秋回到上海，正式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最初，刘仲容住在一个外国人家里，以求职为名，广交社会各界名流。在此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谢甫生、刘秉琳等人建立联系。在党的指导下，刘仲容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搜集各种情报，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在上海工作期间，刘仲容认识了桂系驻沪代表黄建平、陈劭先。1935年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联合最广大力量共同抗日，刘仲容经黄建平、陈劭先等人引荐，到广西面见李宗仁。当时桂系正与广东陈济棠联合酝酿反蒋。刘仲容向李宗仁进言不要单纯反蒋，而要联合抗日。此意见深受李宗仁赞赏，随即派刘仲容到上海、华北、西北等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取得联系。
自此，32岁的刘仲容正式以桂系李宗仁“特使”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个人救国事业的新篇章。
三赴西安劝抗日，两住延安架桥梁
1935年冬，刘仲容来到天津，在父亲刘承烈家中见到了共产党员谢甫生、南汉宸、王世英。刘仲容向他们介绍了李宗仁愿意联合抗日的意向及两广情况。随后，到西安见了杨虎城将军，并建立联系。1936年春，刘仲容返回南方，报告李宗仁。
李宗仁决定1936年6月1日以抗日反蒋名义出兵，再派刘仲容赴西北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共同行动。因局势十分复杂，张、杨都没有同刘仲容见面，但表示广西只要抗日，肯定有机会合作。
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去西安商谈要事。李宗仁第三次派刘仲容赴西安。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张学良约见刘仲容称，事变目的是逼蒋抗日，并已电请毛泽东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国是。刘仲容立即向李宗仁报告，李宗仁要求密切跟进，随时电告。
西安事变后，日本外相发表讲话，要南京政府进攻张、杨，提出日本愿给予军事援助。南京政府下令讨伐，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全国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936年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叶剑英、周恩来分别约见了刘仲容，说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李、白一向主张抗日，我们十分钦佩。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都应当团结起来，抗日一定能够实现，一定能够胜利。”刘仲容把中共代表团意见电告广西。不久，李、白联名致电周恩来，同意中共主张。经过中共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因何应钦陈兵潼关，刘仲容无法返回广西，周恩来便邀请刘仲容到延安。征得李宗仁同意，刘仲容于1937年1月下旬到达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刘仲容多次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的光明前景。1937年4月，刘仲容返回广西，还带回毛泽东的代表张云逸与李宗仁见了面。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李宗仁再次派刘仲容前往延安，作为广西常驻延安的代表，一住半年多，直到1938年2月，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召他回徐州。
桂林重庆十一年，争取“李、白”奔走忙
1938年2月，李宗仁受到日军包抄，从徐州突围至武汉，刘仲容随行。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刘仲容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暗示刘仲容，最好能争取到白崇禧身边工作。
当时，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而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迁到湖北襄樊，李即将前往。刘仲容请广西参议刘士衡出面促成。刘士衡对白崇禧说，“健公(白)一向讲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刘仲容先生追随德邻公(李)多年，是个可用人才，如果把他留下来，请他在行营替您做做对外工作是很合适的。”白崇禧同李宗仁协商后，就以桂林行营参议名义把刘仲容留在了身边。自此，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11年。
1938年10月，刘仲容跟随白崇禧前往桂林。不久，李克农也来到桂林，负责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就在刘仲容办公点附近办公。但蒋介石很不放心白崇禧，1940年又把白调往重庆就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调部长。
到了重庆，白崇禧把白公馆里的家务都交给“亲信”刘仲容打理。刘仲容利用“军调部参议”的身份，公开和秘密地同共产党保持联系，把白崇禧重要情况随时向同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反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内战一触即发。刘仲容了解到白崇禧真实想法，以及李宗仁为保存桂系实力，没有用广西部队“讨伐”新四军的情况，立即报告周恩来。为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表讲话，在重办的祸首名单里未点名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争取两人转变预留了空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陆续约见社会各界代表，也约见了刘仲容。毛泽东表扬了刘仲容发起的“小民革”干得好，强调“在目前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并希望刘仲容为人民民主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国共内战时期，刘仲容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积极为和平奔走，参与三次密谈，及时报告白崇禧部和李宗仁部动态和真实考虑，为国共和谈、争取李宗仁回国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回忆西安事变》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 刘仲容 文史资料选辑
《“总统”归来：毛泽东与李宗仁》 陈敦德 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