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石钟山《五湖四海》第一章的结尾，是刘天右被招兵的人看上，换上新军装，告别母亲和乡亲，这时候“突然，天右的身后石破天惊地响起一声唢呐声，这一声响得突然，天右哆嗦了一下，随之乐器接连响了起来。他们演奏的是《百鸟朝凤》，欢乐，喜庆，也有点悲怆。天右没再回头，他知道父亲不在了，脚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农家少年刘天右就这样开始了他“五湖四海”的人生之旅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模式熟悉的读者，肯定能够在这里发现一个被反复重写的主题：农村青年的进城故事。也许大家会联想到经典作品《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中，高加林的恋人刘巧珍最后嫁人的时候，也是响起了热烈而悲怆的喇叭唢呐声，也许，那就是一曲《百鸟朝凤》。刘天右的故事和高加林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期，但是因为讲述时间的差异，他们还是稍微有了不同，刘天右更像是高加林的续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高加林不会甘心留在高家村，而是一定会想尽千方百计地重回城市。在石钟山这里，因为军人的身份，他让刘天右选择了参军的形式进入城市，完成身份的转换。对于石钟山来说，文艺兵刘天右的生活语境和生活经验都是他最熟悉的领域，他因此可以将小说处理得得心应手。
小说基本上以刘天右为叙事主线，这样这部小说实际上也是一部刘天右的成长史。这一成长大概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入军队并获得肯定;第二阶段是离开军队，自主创业。小说的跨度从1970年代末延续到1990年代末，这一时段，正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刘天右命运的各种转折，无不与“改革大业”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石钟山通过一个刘天右这样的小人物，不但书写了军队改革的历史——其中以文工团这一特殊单位为代表，同时，也书写了一部缩微版的“当代史”。
在这部当代史和个人史交织互动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尤其是主要人物刘天右的命运是最动人的章节。他第一次登台演出，他教军长的女儿吹乐器，他第一次进入领导的家里做客，他第一次感受到懵懂的爱情，他的提干、恋爱、婚姻、创业等等，通过这些带有仪式感的事件，刘天右一次次接受心理的锻炼和洗礼，一次次脱胎换骨。
石钟山善于通过稍微戏剧化的情节去推进小说的叙事，这让整部作品一直保持着富有弹性的节奏。小说里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刘天右的母亲为了让儿子没有负担地在城市扎根，断绝了与他的来往，让刘天右被迫成为了一个“孤儿”。这是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一次审判，从表面看来，刘天右服从了这一秩序，但实际上，他的母亲和弟弟在农村的遭遇构成了一个尖锐的质疑，进城就是唯一的道路吗?或者说，进城所代表的现代化伦理就一定高于留在农村的传统伦理吗?在这个意义上，刘天右的哥哥刘天左相对悲惨的命运就不仅仅是一个补充和辅助，而是有了独立的结构性意义，他构成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的选择，虽然这一选择在作品中被书写得比较负面，但是，它本身却具有积极的动能。由此石钟山这部作品触及到复杂的社会历史面向，他当然不可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在刘天右的挣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问题是如何无意识地作用于我们每一个卑微的个体，并进而影响着大历史的进程。
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而言，我觉得《五湖四海》前半部分的书写更加丰富、饱满，更能看出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扎实的写作基本功。相对来说，后面的部分要稍微薄弱一些，这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书写的通病，越是离得近，越是不好把握。但即使如此，整部小说无论从结构、语言、人物塑造等各个角度来看，都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五湖四海》 石钟山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