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
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贯穿了从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近五十年的历史，以家族史的叙述方式，聚焦于人与土地的关系，打开了“东北”形象的另一种面向。
小说以章文德的梦拉开序幕。在梦中，他变成了一颗发芽的豆子，嗅着浓郁的泥土气息，艰难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这个颇具象征色彩的梦境，提请读者注意人与土地的关系，并规定了全书的叙述方向。那么，土地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生产资料，是衣食来源。章兆仁与弟弟之所以要闯关东，是因为老家山东的土地不足以养活自己。因此，当章兆仁看到一望无际的黑土地，特别是自己拓荒的土地，情不自禁地会萌生成就感和自豪感。拓荒成了章兆仁人生最重要的使命。一开始，他是为了章家垦殖，也是为了一无所有的自己得以在章家立足。劳动造就了他沉稳踏实的性格。当章兆仁与章兆龙彻底决裂之后，章兆仁带着一家子离开寒葱河，奔向蛤蟆塘，此时，就意味着他们要熟悉新的土地样貌，在全新的世界建立自己的领地。
土地凝结着人的情感，蒸腾着生活的希望。小说写道，“章兆仁最爱泥土也最恨泥土，后来到了章文德那里，爱和恨都传承下来。”爱，是因为一切生活所需均取之于兹;恨，则是因为土地在供给生活的同时也是对他们的束缚。拥有一块土地的人们，注定了不能像鸟儿一样自由翱翔。事实上，较之于父辈，章文德与土地的关系更为复杂。他渐渐明白农人与土地，相当于孩子与娘的关系——“没啥也不能没有土地，地就是咱农民天大的事儿。”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遭遇种种意外和不测，比如瘟疫、匪乱、情变等等，土地成为章文德的精神支撑。仿佛只要有不倦的耕种，有较好年景，农人就重新回到了安稳的日子里，可以抵御屋外的狂风暴雨。更为神奇的是，在几次生命遭遇不测的时候，只要将他像庄稼一样种到土壤里，他就能从大地中汲取养分，重新活过来。
有意味的是，土地不仅与农业关系密切，是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的象征，某种程度上还是现代化的根基。在东北土地上做勘察的日本人岩下为章文智描述了一幅未来的景象——“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成为新工业区，到时候，这里到处是机械，有楼房和高高的烟筒……”彼时的章文智当然想不到，这幅美妙的现代图景建立在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基础上，建立在东北人民的血泪之上。吊诡的是，从根本上说，这一切筹划的根基在于土地。“牛信山南面，那一片低洼地的土质非常好，可以种出优质的寒地大米，质量不会比日本新泻大米差。牛信山西面，山里有煤炭和黄金，你们这里可是了不起的宝地呀。”因此，《十月的土地》对于乡土所包含的多种可能性的叙写，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前史的追溯，或者说另一种现代性。
另一种现代性还意味着，不以单一的地理、行政单位和封闭的空间作为想象“东北”的限定性框架。“东北”的复杂性正在于，“它并非孤立于其他文明，也并不只是几个民族国家相互交叠的边缘地区，这个地域在历史上联结了多个亚洲社会。”“边疆和周边社会的互动，同时是内向的吸收和外向的扩散，正是这种多边互动(交往、融合、对立、冲突)，不断改变着该区域，既让它成为20世纪前期东亚最为‘现代’的地区之一，也让它在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重塑过程中逐步衰退。”无论是在小说中影影绰绰出现的俄国军警，还是鬼鬼祟祟勘察土地并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人岩下，抑或是对于章秉麟发家史的种种猜想，无不将“现代”的发生置于全球的视野中，指认为多重合力的结果。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十月的土地》是破除人们刻板的“东北”印象，历史化与内在地理解“东北”的一个重要尝试。
(《十月的土地》 津子围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