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佑良
雨后初晴，天气乍暖还寒。老人坐在临窗的桌子边，一缕明亮的阳光正好照着他。身子虽然有些佝偻，但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魁梧。
得知我慕名而来，儿子从柜子里拿出来一个红布包。老人颤巍巍地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些立功奖章和证书。他从中挑出一枚稍大的，一边摩挲，一边喃喃地说：“就是这枚奖章让我入了党。”
这是一枚圆形的铜质奖章，时光的磨砺已经将它变成了暗红色。
老人是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最美退伍军人、中国好人甘厚美。
甘厚美是浏阳农家孩子，出生于1927年5月，年轻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1947年2月的一天，他被抓了壮丁。好在这支部队不久就在湖北谷城起义了，随后他编入八路军4纵独立12旅163团。1948年6月底，甘厚美所在的部队参加陕南安康城南牛蹄岭的战斗，这次战斗打得很艰苦，连续作战多天，阵地反复易手。在一次肉搏战中，甘厚美一枪刺中了一个敌人，刚要拔出刺刀，明晃晃的刺刀从右侧杀过来，他右手一挡，一阵剧痛，手臂差点被刺穿。还没有站稳，对面又冲过来一个，甘厚美一侧身，腹部一热，被刺了一刀。甘厚美抱着必死的决心，双手搂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家伙，奋力朝20多米的山坡下滚，不省人事。
“我真以为自己死定了，嘿嘿，捡了一条命。”老人显得很开心。战友们发现甘厚美时已奄奄一息。“我不知道战斗结束了，我们还打了胜仗。我说我是机枪手，我的手指还能动，还能战斗!”
指导员马上召集连里的党支部成员，在战壕里开了一次临时支部会议，会上宣布：甘厚美同志火线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这次战斗，甘厚美以作战英勇被记特等功，折合一等功一次。后来补发了这枚奖章。
“我入党的日子是1948年7月3日。”七十多年了，这个日子，老人记得很清楚。
他刚刚生过一场病，身体有点虚弱。我坐在一旁，听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
甘厚美参加淮海战役后，随军转战湖北、安徽、陕西、四川等省市，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20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每一场战斗都是冲锋在前，表现突出，相继立下二等功1次、三等功5次，并先后被授予淮海战役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等多枚勋章，西北军政委员会还给他颁发了人民功臣纪念章。
一枚枚奖章后面，是累累伤痕。甘厚美腰腹、手脚多处负伤，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特别是腰腹上的伤，每天都在折磨着他。交谈中，老人隔一段时间就得直起腰揉一阵，还笑着说：“几十年了，习惯了。”
“我在二中当过老师。”老人说。
“您还当过老师?后来怎么成了煤矿工人呢?”
“我1956年7月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速成中学学习，1958年转业回到浏阳二中。那时候中学就算有文化了。唉，还是因为腰上的伤才回了家。”老人指了指腰：“那时候晚上没法睡。”
1959年至1961年期间，因伤病复发，甘厚美多次前往长沙进行医治，共用去医疗费1700余元，几乎是他转业费的一大半。
“其实他的医药费是可以报销的，他就是不去。”老人的大儿子在一旁说。
“不要说了，国家对我真的关心，我们过得很好了。”老人制止儿子。
1971年3月，经组织安排，甘厚美成为文家市煤矿的一名工人。他每天下井测瓦斯浓度、检查煤车、拧紧轨道上松动的螺丝，一干就是十多年。1982年，甘厚美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在文家市煤矿退休。
2000年，甘厚美经长沙市劳动局认定为离休老工人。
有人告诉他，这种情况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经济补偿，他坚决拒绝了:“不要躺在功劳簿上向国家伸手。”
老人热心公益事业，长期从微薄的工资中拿钱捐给学校、医院和灾区，少则三百五百，多则一千两千，粗略统计，竟有13万多元。最近一次捐款是2020年5月，助力武汉抗疫捐了3000元，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退休金。
家人却没沾过甘厚美一点光。他从部队转业后，妻子就失去了工作，只能到花炮厂糊筒子补贴家用。想起故去的妻子，老人内心很是愧疚。
小红布包里，我看到几张发黄的旧纸片，那是甘厚美写的自传，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
“我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无产者和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我要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