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
疫情未却少年志，重聚校园发奋时。特殊时期学校延期开学，学生的学习生活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少年说》不仅展现了疫情环境下难以呈现的日常校园生活景观，也在这个特殊的“开学季”发挥出一种独特的、奋发的精神力量。湖南卫视出品的《少年说》第五季于5月17日迎来收官。行至第五季，《少年说》收视稳步走高，获得了超过千万关注和亿万点赞，节目相关视频播放量超24亿，抖音账号总播放22.3亿，获赞9263.6万。五季以来，《少年说》中的“理想少年”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并逐渐成为当下电视文化中的主流少年叙事。
节目形塑理想少年的第一个层面，是理性精神的建构。
节目选取的少年们正在上小学高年级或中学，年龄上处于花季或向花季迈进的年龄，而这个年龄段正是思辨能力初步演进、公民意识逐步形成的年纪。受到律师爸爸教育的承诺，从小就知道诚信的重要性，也正因此，他对爸爸不守承诺“借钱不还”的行为展开“控诉”;看到一位拥有急救知识的学长成功抢救了一位路人姐姐，陈初初也很快加入了学校的急救培训屋。
节目形塑理想少年的第二个层面，是家国精神的培养。通过个体成长体验与国家集体经验的结合，《少年说》将青少年碎片化的个人情感，建构为秩序性、连续性的家国情感，以强化年青一代的社会认同意识、道德规范意识与文化自信。
作为曾经的新西兰华侨，贺嘉宇一家因3年前外公重病而毅然回国。此后贺嘉宇的生活发生重大转变，她曾经梦想中的人生规划也无法实施。但在喊话的最后，她表示，自己不仅理解了父母作为儿女孝顺的选择，还大声喊话外公自己绝不后悔待在上海，“因为流淌在我身体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从小就在英国长大的李知恩，跟随教授父亲回国任教，因为面临着学习语言和适应文化的巨大挑战而十分不情愿，是爸爸的一句“中国现在正在飞速发展，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我不想缺席!”让她最终理解了这份选择的初衷。
正是从理性精神建构、家国精神培养两方面，《少年说》为建构年青一代的良性情感与公民意识做出了有益尝试。节目中的少年们或志向高远、心怀家国，或善于思考、懂得感恩，作为“青年文化引领者、国民精神塑造者”的湖南卫视，正在通过五季的《少年说》有力开掘新时代的理想少年形象。在此前多季的《少年说》中，无论是游可怡表白“诗人李白”，还是刘栩溪吐槽“老妈对老爸撒娇”，节目呈现的每个案例往往都是过程高潮迭起、结尾出人意料。在戏剧化的陈述下，聚焦多样性的议题，俨然成为《少年说》颇具辨识度的叙事方式。曾经身体非常不好的妈妈，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的马拉松跑者，广州女孩李抑若面对800米体育训练的困难，现场向妈妈讨教;岳阳女孩钟响与同班同学何芳如共同完成黑板报，但酷爱“动画风”的她却与喜欢“传统风”的何芳如由于“画风不同”而使板报风格格格不入;广州女孩王筱雯吐槽姥姥过于时髦，特别喜欢买买买，不仅爱买衣服和化妆品，还占用了自己的柜子……
如果说第一季所谈及的“别人家的孩子”“二胎偏心”等议题，还是当下少年思想状态的基本面。那么，行至五季的《少年说》已大大扩充了少年精神世界的展示视域，并更加注重议题内容的垂直细分。另一方面，各个视角之间的互动也被调动起来，成为本季重要的看点之一。站上“勇气台”的少年、被喊话的对象、旁边观察的加油团成员，及台下观看的同学，构成了《少年说》自始至终的四重视角。相比台上的少年与加油团成员，被喊话的对象与观看的同学由于处在被“俯视”的地位，似乎显得弱势不少。但在第五季中，单向度的“喊话”时而变身双向度的“互怼”，台下观看的同学也以颇具行动力的面貌加入其中。
“说”的目的不仅是反驳，更是交流;“听”的目的更不是盲目接受，而是有效沟通。将这种对话与反馈的环节进一步加强，呈现出《少年说》希望不断加强视角互动的努力与创新。
借个体案例引发群体认同，呼吁家庭及社会关心少年的成长问题，《少年说》让“00后”走进中小学校园的天台，大声喊出自己的心里话和成长中的喜怒哀乐，也呼唤着电视机前观众的少年心气与少年心态。在“00后”正在且必将走向主流文化的当下，这样的表达是不可或缺、更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