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金辉
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每到此时，我都会想起家乡汨罗的美食，尤以糯米粑粑为甚。
我家有一副留存至今的石磨，磨盘分上下两扇，直径约40厘米，磨架是木制的。儿时，离大年三十约三四天的时候，母亲就会将存了好几个月的糯米拿出来，选尽里面的砂石、谷粒，然后用水淘干净，再浸泡一天左右;父亲则会搬出放在里屋墙角的石磨和磨架，洗尽灰尘蛛网，做好一应准备。
磨粑粑是少不了自小好动的我的。等到父亲将石磨架好准备开磨时，我搬来小靠背椅，扎起衣袖对父亲说：“我来帮您添米。”“添米要慢，每次只舀小半调羹糯米，稍带一点水就可以了。”父亲连忙叮嘱我。
父亲眼睛不好，摸索着用木制的磨把轻缓地推着磨。一开始，我还能按照他说的，慢慢往磨眼里添米，父亲过不了三两分钟就会用手指沾一点磨盘边上流出的米浆：“嗯，就这样蛮好。”他是用手指在“检测”米粉的质量。“要你一次添少点添少点，添这么多!”不一会，父亲停下推磨，用手摸摸米浆，再摸摸磨眼——堆满了米的磨眼。“我自己来。”他知道我是想偷懒了。“纯属帮倒忙。”父亲这么一说，我正好“就坡下驴”，撂下调羹一溜烟跑开了。
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磨粑粑时要有耐心，不能图快：添米、水太急，磨出来的米粉子就会很粗，做成的粑粑吃起来磕牙;添米、水太少，推磨的人就会吃力、石磨受损。
做粑粑也有讲究。母亲将柴火灶点燃后，在灶膛里放很少的柴草——火大了会搞手脚不赢，粑粑会煎糊。待铁锅微红后，母亲将半个柚子大小的一坨糯米粉揉熟，每次掐出半个鸡蛋大一坨，在手里搓几下挤成圆饼状，小心翼翼地贴在放了少许猪油、滋滋响的铁锅内壁，做好一个再用锅铲将前一个翻边，煎熟了的用碗盛起来放灶台上……
最期待的是焖粑粑。母亲将煎好的一碗粑粑倒进锅里，再将红糖或者白糖用水化了搅匀，将糖水倒在粑粑面上，然后盖上锅盖，向灶膛里添少许柴草。待锅里飘出轻微糊味，母亲揭开锅盖，用锅铲翻炒几下，再盖上焖个半分钟，一碗粑粑就出锅了。
出锅的糯米粑粑，金黄发亮，轻咬一口，酥软酥软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上香喷喷的糯米粑粑，真是一种享受。
如今，乡亲们过上了天天过年的日子，糯米粑粑在老家春节的餐桌上已变得可有可无。即便想吃了，就提几斤糯米去专门的电磨店磨成干粉，或者去超市购买现成的糯米粉。而我，却对儿时的磨粑粑念念不忘，那里面有浓浓的亲情，也有浓浓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