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
1969年，残雪16岁，我21岁;她在城里蜗居于一间六七平方米的杂物间，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但不约而同地，我们几乎同时开始埋头于读书。
那一年我回到长沙，忽然发现我这个妹妹已经长大了，她和我谈她看的书，大量的是小说，还有哲学，我恰好也正在如饥似渴地搜寻这些书。于是我们谈得非常投机，我发现她的有些见解很是独特，是她经过自己脑子思索而得出来的。我们相约保持通信，交流心得。在后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经常写长信，动辄就是十几二十页，主要讨论哲学问题。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来信说，她要把哲学放一放。我当时觉得，那些枯燥的理论对于一个女孩子也的确是太勉为其难了，也就由她去了。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主要是文学书。她在城里结交甚广，与下放各地的知青也有来往，能够借到当时流落到社会上的各种“禁书”。
残雪后来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当铣工，整整八年，由于她倔强的性格，受尽了底层社会的欺凌。现在想来，那八年时间对她来说恐怕既是不堪回首的地狱，但同时也是洋溢着生命之光的天堂。这种感觉自从她第一篇创作小说《黄泥街》以来，就是她几乎一切作品中贯穿的主题。如果说，我的哲学思考主要植根于十年知青生活的积累，那么她的文学灵感则有很多来源于八年街办工厂对她的熏陶。她后来因结婚生子而退出街办工厂，继而自立门户开始学做裁缝，成为一个老练而世故的生意人，其实骨子里她仍然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天堂”中，一刻也没有失去生活的兴致和目标。
1983年，她带着自己的处女作《黄泥街》初稿来到武汉大学，与我的研究生同学和朋友们见面交流。那时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正在探索自己的创作道路，她的作品还带有不成熟的模仿痕迹，主要是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束缚很深。然而两年后，我再读到她的修改过(重写过)的《黄泥街》，那种感觉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写法，而且里面透露出来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生命力，隐含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性。我当时对她说，这部作品恐怕在十年内没有发表的可能。
但形势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我的预计。1985年，她发表了用同样怪诞手法写成的《污水上的肥皂泡》，第二年就先后在《中国》杂志上发表了《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一时间，人们纷纷在谈论残雪的作品，把她归入“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这种说法只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残雪的确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她还真是读进去了。我由此终于明白了她当年为什么那么痴迷地自学外语了。那时我对她的痴迷很不以为然。我觉得，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在外语上，不如多读点正经书。但事实证明，她的工夫并没有白费，这么多年来，她看了大量的外语原版书，并且具备了直接与外国朋友交流的语言能力。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她一直保持着每天两个小时外语学习的习惯，已经能够在网上与国外的评论家用英语讨论文学和美学问题。但她的文学风格绝不是照搬西方现代派或先锋文学，她是用自己在中国大地上体会到的生活去吃透西方现代文学的神髓，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道路。她的小说中没有任何赶时髦或模仿的倾向，初看起来你可以说似曾相识，但读进去了，又说不出有哪一点是别人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人和现代艺术的精神气质的相似性，它把读者带进了人类精神的一个更加深邃的层次。
经过二十多年持续高产的、甚至有时是“井喷”式的创作生涯，残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自觉。在作家中，她除了风格独特之外，一个极为罕见的特点就是她对于自己的文学行动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对自己的作品和她所欣赏的作品做出远胜于一般文学评论家的评论。传统的观点认为，一个作家评论自己的作品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信的，因为作家在创作时是非理性的，即使在没有创作时，作家的理性也是不够的，过于理性的人当不了作家。这种观点对于绝大部分靠非理性创作的作家来说是合适的，几乎是一条定律。然而对于残雪来说，这条定律就失效了。她是一个既有非理性的创造冲动，但同时又有极为强劲的理性控制力的作家，只不过她的理性在创作中不是介入其中直接支配其写作，而是居高临下地遥控和激发，有时还需要与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交手搏斗。
我觉得要能够把残雪的作品评论到位几乎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哲学和文学根本就是两个山峰，我就像站在一个山顶上遥望另一个山峰，偶尔云雾被吹散，露出了对面山峰的真面目，但随即又云遮雾罩，模糊不清了。多年来，残雪有时觉得我的评论不错，至少比其他一些评论更深入一层;但过一段又觉得不行了，原先认为不错的评论也被她所否定。很可能她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也处于一个逐渐深入的认识过程中，最初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后来就有点眉目了，越到晚近，她能够说出来的名堂就越多。她看来是在孜孜不倦地把自己当作一个谜来破解。
( 本文节选自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于天上看见深渊》跋。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