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要来，提前三天搭浮桥
70年过去，老渡口不复存在，浏阳河上跨起了多座大桥
8月5日晚，位于长沙市开福区三贵街的时务学堂故址，这里在70年前曾是国共两党在湖南的要员密谋湖南和平解放的重要场所之一。图/记者金林
1949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数十万长沙人民的欢迎下进入长沙城。 资料图片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在长沙，中山路三贵街“天倪庐”、河西桃子湖畔方叔章公馆、浏阳河东屯渡等地，都留下了与此相关的“浓墨重彩”的印记。
湖南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潇湘晨报记者围绕以上三处“历史记忆点”走访了相关人士，试图从历史的尘烟中挖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解放记忆”。
8月2日上午，长沙九所宾馆召开纪念湖南和平解放70周年座谈会，湖南和平解放时才5岁的陈家书获邀参加。虽然长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在开福区三贵街的家“天倪庐”还在。
70年前，曾是时务学堂旧址的“天倪庐”是国共两党在湖南的要员密谋湖南和平解放的重要场所之一。
三贵街“天倪庐”：各方谈判枢纽地，加速和平解放进程
陈家书的父亲是实业家陈云章。陈家书介绍，他父亲受范旭东等老前辈的影响，一心“实业救国”。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当时湖南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工业建设，我父亲他们不想让这大好形势遭到破坏，所以他就希望湖南和平解放，我家也就成了各方谈判的一个枢纽地。有共产党的，有国民党的，也有工商界的团体。”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湖南省、市51个团体成立和平促进会，陈云章被选为主席。虽然是主席，但他知道湖南和平的关键是“三巨头”的态度。
“程潜、陈明仁、唐生智，是我父亲把他们粘合在一起的。我父亲跟我说过，程潜和陈明仁他们两个是不来往的，我父亲把他们约到一起，谈这个(和平解放的)事情。还有唐生智，他当时在老家东安，我父亲和别人一起把他从东安接到长沙的。”
湖南军政当局的“三巨头”齐聚长沙后，湖南的和平解放迅速加快了进程。
桃子湖方叔章公馆：国共两党在此相互试探，起义通电在此起草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另一个密谋湖南和平的重要场所，是现在仍存桃子湖畔的方叔章公馆。
方叔章曾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农矿部秘书长，1947年退休后在桃子湖附近盖了一个公馆。他和程潜是旧识，也被人称为程潜的军师。此外，他本人也曾是共产党员，1926年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入党，马日事变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8年11月，由地下党员余志宏安排，方叔章请了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萧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程潜族弟程星龄以及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副教授萧敏颂、讲师余志宏到桃子湖的公馆参加他的家宴。那次家宴，客人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在长沙的国共两党的势力完成了一次相互试探。
1948年最后一天，程潜下定决心，让程星龄代表他和中共地下党联系。1949年4月，程潜又委托李达向毛泽东转达他的起义决心。7月29日，程潜自邵阳潜回长沙准备起义相关事宜，方叔章参与了起义通电和《告全体将士书》《告湖南民众书》等文稿起草。方叔章公馆内保存的那张旧书桌，经文物部门考证为起草文稿所用的书桌。
东屯渡浮桥：“我们用肩膀扛着桥，一直到解放军都过河”
起义通电和相关文稿通告全省乃至全国后，解放军进入省会长沙便“顺理成章”。
家住农科家园10栋的曾干农，1949年时20岁，那时刚结婚不久的他是地下党黎圫支部的外围组织“财神会”的一员。得知解放军8月5日要从东屯渡进城时，他们提前三天就开始抢搭浮桥了。
当时编入文艺队，要作为文艺队员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他有的是力气。他从文艺队脱离出来，和一百多个深谙水性的乡亲及地下党组织成员自发搭建浮桥。
“我们用木头、铆钉将筏子固定连接起来，上面再铺门板。”曾干农记得那时候搭浮桥要很多门板，附近村民就各自从家中拆门板，他家也拆下六扇大门。“我那时结婚没多久，大家让我留着我们小两口住的那块门板，我拒绝了。”
一座三百米长的浮桥，3天后搭成了。解放军渡河是在8月5日凌晨，因为浮桥搭在筏子上，官兵过桥时桥很晃，难以行走。参与搭桥的这些人又跳进水里，立在浮桥两侧用肩膀支撑浮桥。“我水性好又年轻，当时在桥中间位置，我们用肩膀扛着桥，一直到解放军都过河。”
70年过去，原先的渡口已经不在，浏阳河上横跨起几座大桥。更远的地方，解放军进城时所经的小吴门，周边高楼林立，变成了热闹繁华的市中心。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长沙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