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唐诗宋词，是大部分孩子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课。
当你摇头晃脑地跟着老师朗诵“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时，可曾想穿越到千年前的朱雀桥边、乌衣巷口看一看？当你重读李白在黄鹤楼边送别好友孟浩然的诗句时，可曾想问一句，为何“烟花三月”要“下扬州”？
当文学与时间和空间相遇，千年的情绪似乎在诗句中复活。2019年7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文学地理研究的技术与视野”暑期学校，邀请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地理学两方面的一线专家，展现中国古典文学的空间视野，旨在交流心得，培育新锐，切实推动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发展。
今天，我们从为期7天的课程中，选取三个小章节与大家分享。这不过是对此次专家分享的“惊鸿一瞥”，却足以领略文学与历史地理碰撞的魅力。而在此次暑期学校的组织者复旦大学教授张伟然看来，“文学的本体是艺术、是心性，了解历史、空间，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
刘禹锡写《乌衣巷》，却没去过南京，为什么？
一提起南京，你会想起哪一首诗？或许有人会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这是千年前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今天，一提起南京，或许你还会想起一首歌：“纸上跨山岳，梦里写诗几行。写乌衣巷的夕阳西，唯独不敢写你……”穿越千年，关于南京，让人魂牵梦绕的依然是“朱雀桥”“乌衣巷”“夕阳斜”……
当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与同学们一起听完《盼兮》时说，“每次我听这首歌真的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南京是一座命运非常蹉跎的城市，政治地位非常尴尬。刚才歌词中的乌衣巷、江南路、凤凰台陆陆续续都出现了。在文学上，这是典型的地名意象。”
当我们开始诵读“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时起，这幅画面或许就出现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脑海里，老师甚至还会绘声绘色地说，刘禹锡是如何在千年前的金陵城中且走且吟。但胡阿祥却说：“各位，刘禹锡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从来没来过南京。”
“大家最开始读到刘禹锡的这首诗可能是在《唐诗三百首》，但你去看看刘禹锡自己的集子，这首诗来自组诗中的一首，即《金陵五题》。在它之前有一篇小序，‘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大意是，我自小在江南长大，从来没去过南京，秣陵是南京的别称，我经常感到很遗憾。后来在安徽和县做官，经常踮起脚朝南望，刚好有朋友写了一组诗《金陵五题》给我看，我读完很有感觉，于是写诗和了他。”
“那么，他没来过南京，怎么把南京写得这么到位？朱雀桥边野草花，他似乎看见了野草在开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它似乎沐浴在夕阳之下；山围故国周遭在，他似乎看见了群山；潮打空城寂寞回，他似乎听见了潮涌。怎么会？”
“首先刘禹锡抓到了几个点。朱雀桥是六朝建都史上南京最繁华的一个地方。但朱雀桥并非我们想象中像赵州桥那样的石拱桥，而是一座浮桥。到了唐朝刘禹锡生活的时候，朱雀桥最繁华的渡口已是野草开花；曾经王家谢家他们住的地方，那是一个真正的高干区，这时也夕阳西下声势不在了；曾经穿行在达官显贵高堂敞屋中的燕子，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都写的是什么？是沧桑。他抓了两个最能代表沧桑意境的例子。”
刘禹锡还有一首很有名的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群山所围绕的那个国已成了故国，江潮拍打着石头城又退了回去，那座城曾经多么热闹多么重要，到了刘禹锡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座空城、故国。这首诗的意境仍然是沧桑。刘禹锡没来过金陵，没来过当时的建康，把诗写成这样，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就叫文学的意象，说明在唐朝的时候，无论去过还是没有去过南京的人，南京留给他们的意象都是沧桑、寂寞、冷清、衰败。就像‘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中，玉门关、阳关就成了中原和边塞、华夏文化和异文化的一个分界线。”
韩愈服硫黄，因“喜好声色”还是“治脚气”？
大文豪韩愈已逝千年，却有一个问题，争论不休，甚至闹上过法庭，并存疑至今。
这个问题便是“韩愈为何服硫黄？”“其实，服硫黄本身不是问题，就跟今天有人喜欢喝酒一样，可问题是服硫黄涉及到韩愈晚年是否喜好声色？起码在我们今天的认识中，这有点影响韩愈的形象。”胡阿祥说。
那么，这个问题从何而来？834年，韩愈去世十年后，白居易在《思旧》一诗中写道：“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胡阿祥说：“韩愈，字退之。经考证，这里的退之就是韩愈。”
为何“服硫黄”会与“喜好声色”联系起来？有一条关键史料是五代陶穀《清异录》中提到，“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黄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命绝。”意思是说,韩愈为了壮阳,每天吃硫黄拌饭并吃了一只被关起来长期不见母鸡、“禁欲”达千日的公鸡,刚开始虽然起了点作用，能力大增,但终于由此伤身而死。更加之有记载称他有两个小妾，似乎更坐实了“因好声色”而“服硫黄”的传闻。这则公案延绵千年，胡阿祥发现“韩愈绝不是文学能够说得清的一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关注往往能带来全新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韩愈生病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好朋友张籍曾在《祭退之》中说，824年五月韩愈因病休假，八月以后病情加重，十月以后病情危急，十二月二日去世。韩愈究竟得了什么病？韩愈自己在《南溪始泛三首》中回答了，“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羸形可舆致,佳观安事掷。”意思是“我的脚很软，走不动路了，不必天天当公务员去上班了；我的身体很羸弱，只能做坐轿子，坐轿子不能老出去闲逛，所以很多好风景我也看不了。”胡阿祥说。
“足弱”是个什么病？“足弱不是一般性的症状，而是一种专门的病。”胡阿祥说，“我将他的症状与隋唐相关医籍进行比对，认为韩愈服食硫黄类的‘药汤’是对症下药地治疗脚气病中的‘足弱’之症，而非喜好声色的壮阳之需。”
“从病理学解释，脚气病多发于气候湿热、雨水丰沛、主食稻米的区域，西医则称为维生素b1缺乏症。”胡阿祥说，“孙思邈所处的唐初，气候由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寒冷干燥转为温暖湿润，易导致脚气病的发生，又使一些喜温喜湿的农业作物比如水稻的种植界限北扩。按照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当时的水稻种植单季稻已基本到了黄河以北，而本来在岭南的双季稻已经到了长江流域。”
但出生河南的韩愈不是北方人么？为什么会得“脚气病”？胡阿祥认为有三个原因。
首先，他梳理了韩愈的行迹：10至12岁韶州，15至19岁、23岁宣州，37岁至39岁阳山、郴州、江陵，52岁至53岁潮州、袁州。
“三十而立以前的南方经历，负面影响了韩愈的身体底子，以致35岁时‘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四十不惑之前谪居阳山、待命郴州、判司江陵，五十知天命以后远贬潮州、量移袁州，往往极尽奔波之劳，特别是谪阳、贬潮，打击十分沉重，这为‘心情忧愤，亦使发动’的‘足弱’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西晋永嘉乱后，大量的北方官民南迁，南迁北人特别是‘衣缨士人’罹患脚气病概率比南方土著更高。北人一旦染上，由于体质、饮食宜忌寒热状况等与南人有异，按照基本出自南方系统医家的药物配伍施治，其疗效与预后也会差于南人。”
从韩愈的体型来看，胡阿祥认为，“韩愈腰腹空大、慢肤多汗、丰肥喜睡、肥而寡髯，这样的体型属于易染‘足弱’的类型。所谓‘脚气之为病……多中肥溢肌肤者,无问男女’。”
第三，韩愈生病的直接病原当是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潮州刺史。“经涉领海，水陆万里”三个多月艰难行程，半年有余任潮州刺史。在“涨海连天，毒物瘴氛，日夕发作”的潮州，他心情很差。所以，“为了治疗足弱，韩愈对症下药，服用了硫黄类的‘药汤’，但终因病重不治，撒手人寰”。
唐代的扬州是文人行旅中心
今天，人们旅行喜欢发朋友圈，记录自己的心情和旅途。
其实，古人也一样。只不过，古人的“旅行”并非单纯游山玩水，而是出于应举、赴选、流贬、赴任、回朝、奉使、游幕等需要，长期置身于行旅之中。
湖南科技大学教授李德辉发现，“举子进京赶考、地方官赴京锉选、刺史到州郡赴任、郎官奉使地方，其行期都是制度化的，有规定的。行程路线方向则受制于当时的城市布局和交通网络，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总是沿着南北东西的几条主要交通路线行走。”
无论北上还是南下，“过半数的旅程都要经过扬州，唐代的扬州就相当于现在的上海，今天几个有一定经历的年轻人没到过上海？”李德辉说。
千年前的扬州，鉴真一行由此泛海东渡；诗人皮日休入长安应进士第，虽以榜末及第却未获得一官半职，于是又离开长安东游，又“逛”到了扬州，从这里坐船去苏州；李白更是多次来扬州，26岁的他第一次漫游，登庐山下金陵到扬州，玩了一圈“散金三十余万”；第二年春天，他又去汝南（今河南临汝），路过襄阳与孟浩然相遇，正好孟浩然要去扬州，于是李白写下流传千古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为什么扬州成为唐代文人行旅的中心？李德辉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城市结构和交通分布。“唐代定都长安，政治中心在西北，大批文人在东南和西南，特别是东南，这就形成了以南北交通为主、东西交通为辅的战略态势。士人南下已是中国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南行行旅的出发点和终点在京城。无论在外多久，最终都是要回京的，哪怕死也要死在京，回京一次就等于完成了一个交通圈。例如晚唐诗人罗隐曾经一游岭南三游湖湘。他到过湖南三次，每次南游之后又回到京城。像这样旅行，他整整经历了20年才放弃，于是东归故乡余杭。”
“第二原因是扬州在全国交通网络中占据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直到现代交通开启以前，文人旅行多走水路。在疆域辽阔的土地上，古人长途跋涉比较多，每一次出行都要耗时多月，长途旅程走陆路是难以承受的，宁愿走点弯路，也要水路，可以省力。这时扬州的区位优势显露出来了，扬州水路四通八达，可通长江，是南北中国的连接点，是水陆行旅的中转站，只要是南北交通，十之七八要过扬州，唐代扬州和今天江苏南方的十几个省都有关系。”
当你有幸可以穿越时光，陪伴唐代文人行走在漫长的旅途中，或许并不是一件太愉快的事。因为他们每一次北上南下，绝大部分出于赴考、赴选、游幕、赴任、奉使、漫游、回朝等原因，而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求名”，李德辉在《唐代交通与文学》一书中写道：“行旅的担当者大多是未贵达或虽贵达而仕途蹉跌者，吉凶未卜的前途命运无不令他们焦心，因而长途跋涉意味着长久的煎熬。对于一个不幸者来说，这种灵魂的折磨与煎熬似乎无休止。他们旅行中，交织着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充满矛盾和焦灼，忍受着长期的心理压抑，心情大起大落。许多唐文人傲狠不恭，也许正是这种长期的压抑与精神摧残所致。”（撰文/记者 赵颖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