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玉琮。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景。
良渚古城遗址。
郭伟民
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巴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五千年中华文明终于获得国际话语权。
五千年岁月封尘，五千年波涛奔涌。在中华民族的祖先记忆里，五千年魂牵梦绕，潮起潮落，始终记得禹画九州、舜帝南巡;始终记得炎黄与蚩尤，华夏与苗夷，这些岁月往事早已铸成民族之魂，存留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华文明五千年有了国际认证。这是几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奋斗的结果，是考古人坚守的初心与使命。
三次重要考古发现揭示出一个秘藏了五千年的文明国都
良渚遗址从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就没有间断过。数十年的田野工作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发现了瑶山、反山祭坛和王族墓葬，发现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发现了以古城为中心的众多聚落遗址，及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揭开了一个秘藏五千年的文明国度，改写了世人对于中国远古文明历史的认知。
我对于良渚的了解，最初是从课堂上得来的。在大学，我学历史，学考古学通论，知道在长江下游的史前时代有一个良渚文化。后来参加工作，真正干起了考古，就必须从课堂书本到实践了，这种实践是要到田间地头，到考古库房，去面对面、触摸和感知。
良渚古城特别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三次：第一次是发现了瑶山、反山的祭坛与墓葬，祭坛是精神文化的产物，墓葬也是精神文化的产物，人类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和文明，关键是人有思想，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东西，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反山和瑶山祭坛墓葬以及其所反映的精神文化，显示了一个高度复杂社会的存在。第二次是发现了良渚古城，发现了三重城所形成的古城系统，以及众多与之关联的设施和聚落遗址。第三次是发现了外围的水利系统。
我曾多次去良渚，记得第一次到良渚时，古城一角刚刚出露。在一个叫葡萄畈的地方，浙江省考古所的刘斌在那里进行考古发掘，揭开了一段城墙，以及被城墙压着的垫石块。我联想到发掘湖南澧阳平原城头山时，城墙在建造前也有人为的铺垫。葡萄畈发掘后，浙江考古所的同仁以此为突破口，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勘探，对良渚古城的基本情况，它的几重城墙和护城河等，都有了明确的调查结果。此外，还开展了以良渚遗址为中心的周边聚落调查工作，发掘了庙前、吴家埠、文家山、玉架山、茅山等一系列遗址，揭示出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遗址集群。在这样的调查过程中，又有了非常惊人的发现，即发现了良渚外围由高坝、低坝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
中国最早的较完备的城市功能已经出现
良渚的文明高度，已经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来实证。各种迹象表明，良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反映了具有国家文明的一般性特质，比如古城的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与之相关的城外聚落和水利系统，表明中国最早的较为完备的城市功能已经出现。祭坛与高等级墓葬、手工业作坊区等则体现了相当明确的社会等级和分工。特别发达的玉器体系和崇玉风尚非常具体地代表了这个文明的高度。
良渚墓葬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分层是非常明显的，埋葬在祭坛上的墓主显然都是王族成员，不少就是王的墓葬，这些墓里有大量的玉器随葬。其他普通平民的墓葬根本没有这样的待遇，随葬品都很少，别说玉器，就连陶器的等级也很低。所以，良渚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分化。从聚落群的布局而言，有城池、宫殿这样的高等级聚落，但更多的是普通村落，有明显的城乡分野。良渚社会所呈现的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高高在上的是居住在宫殿庙堂、埋葬在祭坛大墓里的王和贵族，大量的底层百姓都较为贫穷。有专家推测，在良渚文化所分布范围里，可能已经实现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统一。
使西方学术界改写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良渚文明现象的揭示，对良渚社会性质的推定，是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不断往前推进的。
关于文明，特别是早期文明，国际学术界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和模板，要满足这些标准、具备这些要素，才能称之为文明。其中如文字和金属的使用，也是必备的要素。但是，良渚社会没有这类要素，但良渚社会极富特征的玉器却没有被列入。这就促使中国考古界重新认识早期文明国家的某些基本特质和模式。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国家，国际学术界确定的标准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确实需要重新评估。
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长期与西方脱离，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早期社会特别是史前社会，基本处于无知状态。西方学者在阐述文明的形态和进行文明比较的时候，并没有把中国文明的这些形态纳入到一个他们的研究范围，从而使其在定义国家和地区文明的时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这些偏差正需要中国学者来予以纠正和修改。良渚考古发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良渚申遗的成功，说明国际学术界逐渐认可中国所代表的一种东方文明形态及模式与西方所定义的早期国家文明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文明的高低问题，而是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
良渚申遗的成功，也让西方学术界改写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发展的基本的观点，改写了他们认为文字和金属作为文明标志的西方模式。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包括美洲的考古发现也证明：文字并非文明和国家的必要选项。退一步说，良渚是不是有文字，还真不好说，因为良渚发现了大量的刻划符号，这些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目前还没有办法破解，但显然有着特定的含义。或者，文字可能书写在有机物上，无法保存下来也未可知。所以，研究中国文明的出现，不能非得以文字的考古发现作为必要条件。
良渚时代中国各区域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和发展
良渚申遗的成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也促使全国考古工作者更加去关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大地上各个区域的文化和文明形态的考察，开展相关的考古工作。这些年，国家文物局倡导“考古中国”，就是要揭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
良渚古城，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于良渚时代的中国的认识。良渚这个文明国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文明，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思考。
良渚古城的年代在距今5300至4300年之间，在这样的时间段里，中国很多的区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这些区域里面存在古国和文明。如辽河流域发现了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发现了大型祭坛、神庙和墓葬，也有密集的聚落分布，同样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显然也是一个古国文明。黄河中游、下游的中原和海岱区域，有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非常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近这几年，山东焦家遗址就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显示出复杂社会的种种迹象，暗示文明已经出现。黄河中游的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大型建筑和高等级墓葬，也显示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社会存在。在长江中游，在距今5300年前进入屈家岭文化，一直延伸到距今4500年，这个年代的主体与良渚文化同时。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已经发现19座古城，这些古城有规律地排列在平原的高地上。石家河古城发现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巨大的城聚系统面积达8平方公里、齐备的城内功能、明确的宗教祭祀和墓地分区，以及不少造型特异的器具，都显示这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
因此，长江中游地区与良渚同时的这个时期，也有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形成了密集分布的城群系统。这个系统的文明模式和形态，与良渚是有差异的。长江下游到目前为止，良渚时代仅有良渚一座城，长江中游却有19座城。文化遗存上它们也有差异：长江中游缺少良渚古城的那种玉器系统，陶器的风格也不相同。学术界认为，这个时期长江中游应该就是三苗古国的所在。所谓“三苗”，或可理解为众多苗人居住的地方。当然，由于目前开展的考古工作还很有限，这19座古城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或是松散的联合体，都还不清楚。
五千年前的中国大地文明化进程加速，群星璀璨
考古发现揭示，早期中国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样，可以理解为距今50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各个区域既按自身传统发展，又有一定的交流与互动。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群星璀璨的时代。
群星璀璨所表现的，是中国文明化进程呈现出了加速的趋势，进程加速，互动交流也加速。我们看得到的一些现象是，屈家岭文化的遗物到了良渚，良渚文化的遗物也到了屈家岭;我们看到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有交流，屈家岭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也有交流;看到良渚文化北上和大汶口文化西进、南向;看到屈家岭文化跨过黄河、翻越中条山，在运城盆地开花结果。
5000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一派繁忙，风尘仆仆。这是一个风起云涌、浪潮迭起的时代，一个鲜活、丰盈、奔腾的文明，一个万千气象的社会，一个早期的中国正扑面而来。
远古湖南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2006年的冬天，大雪纷飞，我们在澧县鸡叫城的发掘却热火朝天，7米深的地下，堆积如山的史前稻谷破土而出。鸡叫城遗址有城墙和三重环壕，周围还有密集分布的聚落，形成一个范围达50万平方米的聚落集群。最近在华容七星墩，也发现了一座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面积25万平方米，若加上周边的几十处遗址，分布面积更达数十万平方米。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在早期中国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上古文献记载，上古中国存在三大族群，分别是华夏、东夷和苗蛮。长江中游是苗蛮族群的原乡，深植于这片沃野故土。长江中游十数座古城不是凭空而起的，是这个区域古老文化连续发展演进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个源头就在洞庭湖的澧阳平原。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已经把长江中游众多城池的源头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了，城池的源头是环壕聚落，早到距今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而八十垱遗址就是一个非常完好的环壕聚落，是早期城池的滥觞。
湖南澧阳平原见证中国远古文明之花从萌芽到绽放的全过程
从彭头山文化到汤家岗文化，澧阳平原之上的环壕聚落无以计数，城头山——中国目前最早的史前古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的。城头山古城的始建年代是距今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一期，后来经过四次大规模修建和扩大，最后形成的城池8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圆形的城，因此还像是早期环壕聚落的孑遗。城头山古城的出现，非常完整地展现了从环壕聚落到史前古城的完整发展过程。城头山古城是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众城之母，也是中国大地上的万城之城，是古老的文化在澧阳平原结出的硕果。由此能见证澧阳平原在长江中游的位置，在中国的位置。
澧阳平原也见证了中国史前文化从产生到发展，中国远古文明之花从萌芽到绽放的全过程，在这样一个面积仅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300余处遗址，文化的发展从距今10000年到3800年的时间段落里面没有间断，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还认识到，支持这样一种文化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是这里的平原，这里的土地山川，这里发达的稻作农业。
中华文明以农业立国，湖南的稻作农业有极为古老的渊源，有迄今为止最早的具备完整形态的道县玉蟾岩水稻，有距今6500年前的城头山水稻田，有完整系谱留存的水稻演进链条，这成为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基石。
饭稻羹鱼，正是对早期南中国文明形态的基本概括。
(作者系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田野考古优秀工地奖”。)